《学术时空》 “与大师对话”
王迅院士+ 章培恒 教授
全程记录(录音整理)
时间: 12 月 3 日 (周五)晚上 6 点 30
地点:老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清华大学校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更有大师之谓也。”由复旦大学研究生团工委、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举办的第五届相辉节之学术篇《学术时空》今天非常有幸地请到了两位大师,他们就是王迅院士 和章培恒 教授。有请两位大师。(掌声)
主持人:
章培恒 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名家。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誉为“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王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半导体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半导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人:大家可能都知道, 章 先生 和蒋 先生的师生情谊一直在复旦传为佳话。我听过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据说有一次下雨的时候,今天又下雨了,您还能回忆起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雨夜,您准备背 蒋 先生涉水,有没有这回事?
章:没有这回事,这个事情大概是中文系的 许道明 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说的,但是这绝对是不真实的(笑声),因为我从小就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背 蒋 先生, 蒋 先生还能平安地回到家,而我一背,我一定是跟他一起摔倒地上。(笑声,掌声)
主持人:据说当时可 能蒋 先生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没有让您背,所以您也就不记得这回事了。
章: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向他提过。(笑声)
主持人:我是学历史的,发现有时候很多历史是别人杜撰出来的。这件事看样子也是属于杜撰的。
章: 许道明 先生比较年轻,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是道听途说。(笑声)
主持人:但是您 和蒋 先生的师生情谊是很深的,对吗?
章:是。
主持人:据说您挺怕他的?
章:有一点。(笑声)
主持人:接下来,大家可能都知道 王迅 先生和另外一位中科院院士王选是兄弟。我在这里想请问一下 王 老师,您们兄弟二人的家族渊源和求学生涯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王: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人都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读出来的,也没读得那么苦吧。但是,当不当得上院士呢,我想,有很多机遇在里面,当然,王选是我弟弟,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主持人:您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王:我的成就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笑声)既然你谈到这一点,我现在就要借题发挥一下。 章 先生呢,他是学文科的,文科现在没有社会科学院,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这当然是由于种种因素。假如要是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的话,我想 章 先生呢,不说百分之百,但肯定是我们复旦最有希望的。在这里, 章 先生不是院士,我是院士,其实呢,我比他应该是矮一点。
章:哪里……
王:然后呢,说到大师,我对今天这个题目,一看海报以后,觉得不是一个好题目。 5 年以前,我在香港碰到一位在国外的年轻学者谈论起中国大学情况。他说,北大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北大有一位教授讲, 50 年来,北京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只培养了一批互相吹捧的教员。所以他说,“北大教师这么说,所以北大是不行的。”当时我说,“北大有教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反映了北大的眼光和标准,这样的话在复旦是没有一个人会说得出来。”因为我们把院士都当大师,这是是很荒唐的。(掌声)院士当中是有大师,象苏步青 ﹑ 谈家桢 ﹑ 谢希德 先生等等都是,但象我这样就根本够不上大师。我们在 985 项目论证会上,有个别学科居然这样讲:我们这个学科怎么怎么行,比国内别的有名大学都强,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我们没有大师级的人物,我们没有院士。我说,北大出了那么多院士,全国院士最多,但是北大的教师却认为,没有出什么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大师级人物,像 季羡林 先生 ﹑ 翦伯赞先生等等,都是过去成名的。我希望同学们不要像社会上一样把院士当成什么大师来炒作。像主持人刚才介绍我的所有头衔都是过去的,这些头衔我现在都没有。有些人口口声声称呼:王院士,王院士,我不喜欢。你刚才没有喊过我,我很高兴。(笑声)别叫我王院士,叫我 王 老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人家叫我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就是 王 老师。”所以,以后你们再也不要把院士等同于大师。另外,现在我已经 70 岁了,教学上我不能上整门课,但是我可以代课,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年轻教师,他们要出差,我帮他们代课,就跟学生们面对面。像今天一样,我是跟大家面对面。(掌声)
王:我在 1952 年考大学,那个时候,大家都要考工科,最热门的就是交大电机,清华机械,江泽民是交大电机学成的,朱鎔基是清华机械学成的。我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好的话,很可能会考电机,而物理呢,正好 52 年院系调整,就考了复旦物理系。进复旦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 1956 年开始实行国家十五年科学规划,重点发展原子能 ﹑ 计算机和半导体,为了紧急培养人才,全国集中了五个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北大举办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我那时是作为研究生跟随 谢希德 老师到北京去的。两年后回到母校,然后就做了一辈子的老师。我可以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院士,或是混来的,或是什么用种种手段包装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其实是很平淡的。有些科研成果当时做出来时非常兴奋,做出了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会很激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也许不到半年,你就会觉得,也蛮平淡的。所以,我一生下来,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教师,培养了不少学生。科学院给院士出过这样的题目,回答青少年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我记得里面一句话,保尔 ?柯察金讲的,大意是: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回顾一生,最使你感到无悔的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因为碌碌无为或虚度年华而悔恨,因为在共和国的红旗上面,红色里面留下了你的血迹。那么我想,我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值得欣慰的是什么?就是我作为一名教师,我培养了一些学生,有些会超过我,我就感到我也会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死而无悔。(掌声)
主持人:这时候,好像 王 先生已经把我们带进了第二个话题,就是“做老师”。刚才 王 先生也说了,做老师,他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想 章 先生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一个问题要问 章 先生。您的学生有一次去古籍所着您,不过没有找到,就下楼了,下楼时正好碰到您,一紧张,进把着您的事给忘了,于是寒暄了几句就走了。我的意思就是,您的学生可能有点怕您,您知道这事吗?
章:我不知道这事。(笑声)
章:很难说,我想以前的学生可能并不怕我,这几年可能有些学生怕我。(笑声)这是因为我现在年龄大,身体又不好,所以有时候容易发火,现在呢,有学生怕我,说明我这个毛病啊,可能比以前大得多。(笑声)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您比较严厉,所以学生怕您?
章:我想不是这个原因吧。我现在学生也是有的人怕我,有的人不怕我,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些可能是由于一些具体的因素引起的。就我来说,我觉得学生怕不怕老师这个事情大概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笑声,掌声)刚才说过,我是 蒋 先生的学生,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位老师:一位是 贾植芳 先生,一位是 朱东润 先生,一位是 蒋天枢 先生。对 蒋 先生,我始终有怕的感觉,我是 52 年进了复旦之后才认识 朱 先生 和贾 先生,跟 蒋 先生认识更晚一点,那么,念书的时候,到 贾 先生家里去没有什么拘束,到 朱 先生家里去也没有什么拘束,后来做 蒋 先生的助教,到他家里去,那是有一点拘束,这个可能完全是个人性格的关系, 蒋 先生说话比较少, 贾 先生说话比较多,所以我想怕不怕是由各式各样具体原因引起,这个大概没有多大意义去讲。(笑声)
同学提问
问题 1 :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就是,刚才 王 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理科的治学可能比较平淡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想问一下 章 老师,文科这方面怎么做学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对 于章 老师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掌声)
章:我想,文科做学问可能比起理科来,更难说明一点,我想理科有许多很严格的可以检验的东西,文科并没有,所以文科有时候人家评价得很高的未必真正有多大的价值,评价得很低的也许有很大的价值。比如,我的老 师蒋天枢 先生,他是很有学问的人,我觉得有许多方面我倒现在都无法跟上他,但是,他一直到去世, 连 博士生导师都不是,但是,我比较早的就做了博士生导师,那么,这里面就说明文科在学术评价上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方才王 先生讲到院士的问题,对于理科的院士的评价我当然完全不清楚,但是我想从文科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成就,比起我的老师,一般来说应该要差,所以我对我自己有一个评价,就是我最多成为一个第二流的学者,我说这个话绝不是谦虚,我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我也并不认为跟我同辈的人中有多少第一流的学者。(笑声)我说这个话只不过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学术水平,所以刚才 王 先生讲到大师的问题,理科我是不敢说,我想,对于文科的人称为大师,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人也称为大师,这个大概是反映了我们学术界,对不起,可能也包括年轻的同学在里面,一种看法上的值得纠正的地方。
王:我补充一下,像 章 先生这一代学文科的,从 50 年代到现在,走的路非常非常坎坷,他们没有可能在他们的青春时期,也就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投身在学术上面,做自己想做的学问,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他们受了很残酷的思想上的压抑,包括文革以前。 贾植芳 先生坐了两次牢,一次是国民党把他抓进去坐牢,第二次是共产党把他抓进去坐牢。所以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是非常努力的,过去没有现在这样学术上的自由。那么, 章 先生刚才讲,把我们这种人称为大师,也可能是一种不理解或者是误导。但是,我觉得要反过来看一看,当初秦始皇出巡,项羽在山上看到秦始皇威武的场面,说了一句话,“我将来可以取而代之”。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座的这些人,口头上尊称我们大师大师,有没有人心里在想:“将来我不知道比他们强多少倍”。(笑声)希望有比项羽更有楚霸王豪气的人出现,把比我们这种人水平更高的人取而代之,那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民族的希望。(掌声)
问题 2 : 王 先生,您刚才说的这样一种境界,就是说要有项羽那样的胸怀,我听出来您的态度,您欢迎这样的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如何来评价自己的价值,自己在历史中的价值?如何来评价一个大师在历史上的价值?
王:评价我自己的价值的话,我想我是传承了我们老一辈教师的心愿,把他们的希望传给了我们学生一辈乃至我们学生的学生。我为物理系校庆百周年编写的系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可能大家以后会看到,最后一段话是:“ 他们这一辈人把一个基础非常薄弱的教学组发展为国内一流的物理系。我们虽然继承了前辈老师的事业,但没有能够将复旦物理系的水平提高到一流地位。这个接力棒只能交给我们的后辈,由他们去完成前辈的心愿。” 我想我们的事业是前进的,我们这一辈就是要缩短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那么我们后面的接力棒才有可能去超越。
问题 3 :老师,那么您怎么看待 52 年的院系变革呢?
王 :52 年院系调整,那个时候是全面学习苏联。……
章:关于 52 年的院系调整,我想, 王 先生说得对,我们现在往往容易要从整体上来评价某一件事情,但是怎样的思想方法恐怕是可以考虑的。我想 52 年院系调整恐怕是有它的问题,但是,也有它的好处,而从复旦大学来说,能够发展到今天,复旦是受益者,当时的院系调整对于普遍提高教育水平是很有作用的。 王 先生大概是一直念的比较好的公立大学,我跟 王 先生不一样,我一直念的是比较差的私立大学,我大学一年级,白天是小学生上课,晚上是我们大学生上课。我入学考试的时候,我数了一下,我们是 25 个人考的,最后录取的是 28 个人(笑声),因为那个不是根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而是根据报名单来录取。那么后来,大概国家觉得这样的大学有点问题,所以 52 年院系调整以前,把一些比较差的大学就集中起来,办了若干个私立大学,我就在那个私立大学,然后后来, 52 年院系调整了,我就进了复旦大学。那么进来以后,就觉得复旦大学的教育跟我以前在私立大学混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52 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固然是受益者,另外恐怕还有好多学生同样是受益者,因为他是从一个很不规范的教育进到了一个规范的教育。
王:大概 10 年以前吧,在复旦 211 项目立项的会上,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同志就在这个地方讲过,复旦大学的崛起可以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之一。复旦大学实际上以前是比较差的,不是一流的, 52 年院系调整以后,集中了华东好多大学的力量,特别是浙江大学的理科,一些大学的文科,最后把复旦大学发展为国内比较好的大学,所以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标志。我想这也是肯定 52 年院系调整积极的一面。后来我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把原来的一套比较僵化的模式改进,吸引一些先进的理念。不过,说实在的,苏联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理科的一些大学的教育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同学投条请问两位先生,国内的领导人大部分理科出身,而国外的领导人大部分是文科出身,今天一文一理两位先生坐在这里,能不能将这个作为一个辩题辩一下?(笑声,掌声)文科当家还是理科掌权?
王:我相信以后,做校长的文科的会越来越多。……
章:这个事情,我是并不关心。(掌声)……
问题 4 :您怎么看待民国时期的学术繁荣?与今天的比较?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学者的著书癖?这种情况,教育该怎么办?
章:我觉得民国时期学术的繁荣,首先一点是因为比较多,而且比较快地接受了国外学术成果。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后,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跟国外的学术交流是隔绝的,开始还学一点苏联,后来,理科怎么样我不知道,文科后来苏联也不学,苏联是修正主义的,这样就是在一种闭关自守的情况下搞学术,这就影响了学术的进展,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跟国外的学术交流是恢复了,所以吸收国外的成果也比较快,那么现在比较成问题的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不扎实,以前学国外的学术成果,带头的人往往在国外研究过相当长的时间。现在呢,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有限,学了一些国外的东西,还不能很好的跟国内的材料结合起来。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情况,比如说,教师的待遇比以前高,另外一点,在学术思想上也比较宽松,这是好的方面,但是要把学校办好,还有很多关于学校体制的问题,这个恐怕应该是研究教育的人来具体讲的。
问题 5 :刚才两位老师都谦虚的认为自己不是大师,那么作为一位学者,在您从事学术和教育的过程中,当您遇到学术的寂寞的时候,就是当您在做一个专题的时候做不下去的时候,您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学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就是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是继续走学术的路还是参加工作?您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给我们谈一下?
王:做科学研究必然会碰到做不下去的时候,这很自然,如果做科学研究,总是顺流而下,一泻千里,我想恐怕是不会有很新鲜的﹑很有创造性的东西。那么,碰到难题怎么办,做不下去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我想就是专心做,专心考虑。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也问过其他人,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忽然在似睡非睡间,似乎是做梦的时候一下子弄清楚了?”我自己是有过,但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也知道,有些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靠做梦来解决的。(笑声)有的时候,确实,科学当中的重要发现靠的是灵感。只要你在科学上有非常大的好奇心和欲望,全神贯注,你就有可能做到。功利是不适用于科学研究的。对于科学,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要选择自己的路,千万不要跟风。如果你确实对科学没有兴趣,就不必从事科学,如果要追求功利,别的途径可能更快,但是功利也许会使你毁灭。
章:我想这个问题, 王 先生已经做了非常透彻的回答。这里面文科和理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是文科可能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想,学文科的同学如果觉得自己做科学研究做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好多在这方面搞研究的人经常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他不讲逻辑,人到了不讲逻辑的时候,什么课题都能做下去(笑声,掌声),因为文科我们可以写许多很长的文章,里面不知道在讲什么(笑声)所以文科的同学做研究做不下去的时候,就说明他在很认真地做,而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如果是按照 王 先生刚才说的那个方向去努力的话,那么再加上文科对资料的重视,还有就是不要有迷信权威的思想,加上这两点,我想就应该可以做得下去。(掌声)
主持人:有同学问,“对于文革,同样的受难者,您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对苦难太过麻木,太过健忘?”
章: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我们这个民族,你要说是健忘也可以,但是在某种情况底下,不健忘大概是很难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在一种很痛苦的境遇里面,他突然会对某一阶段的经历完全失去回忆,这个大概在医学上还是有病例的。所以我想,人或者是一个民族在经历了苦难以后,当然应该不把基本的东西忘掉,有时候可能可以用幽默感的东西来代替。我讲一个情况,就是在文革期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除了批判当时的领导杨西光、 王零 先生以外,要找几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然后在理科找了两位,一位是 谷超豪 先生,一位是 华中一 先生,文科就找了我。批斗的主要对象本应是杨西光、 王零 先生,但当 时杨西光 先生已由市里看管,不是轻易揪得到的了,就只好由 王零 先生独唱主角,我们三人分立两厢。我忽然想: “ 再有一个人陪斗就颇有旧戏舞台上的架势了:中间一个主帅,旁边四个小兵。 ” 后来有一次我与 谷 先生都在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会。一天早晨, 谷 先生告诉我: “ 杨西光同志知道我们在北京,约我们今天下午到他家去聊聊,到时他有车来接。 ” 在车上谈到当年一起陪斗的事,我就说了这个想法;不料 谷 先生说: “ 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的重理轻文真是到了无孔不入、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分配白专道路的代表名额,也是理科两个,文科只有一个。 ” (笑声,掌声)
王:刚才这个同学的问题,我想他是不希望我们是健忘的。但是有些人却确确实实是健忘的,像有些明星不知道卢沟桥,身披太阳旗……,我想这是我们教育上出了问题。在 50 年代初,中日关系刚刚有一点改善,日本人来中国举办展览会,悬挂起日本的太阳旗。当时我们有些前辈老科学家,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看到日本旗又出现了,都伤心地流泪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也绝对是不会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的,我对此是痛恨的。(掌声)所以我们必须强盛,要以史为戒,我们的下一代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再忘记上海的八一三,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我们复旦大学在抗战中牺牲的人们。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认为是对的。希望我们复旦大学所有同学都要记得这些,不要像有的人有知识没有文化。你永远是个中国人,你的皮肤的颜色改也改不了的,你的子孙,我想,绝大多数也是中国人。(笑声)
问题 6 : 王 先生,您认为,在现在现有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教育才会让我们在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本科生教育也好,研究生教育也好,是值得的,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
章 先生,我想问您的是,对您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掌声)
王:那我先说,因为第一个问题是问我的,对不起。(笑声,掌声)刚才的同学问我关于哈佛的理念,我把这个理念说一下。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理念:就是每一个哈佛的毕业生必须受过广博的教育以及在某一个专门的领域当中得到训练,即“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ity” 。英文里面 as well as 后面是不重要的,前面是重点。训练方式是很多的,培训班也是训练,但是教育不仅仅是训练,还有更多的关于修养的东西。我希望你们在学校里面能够受到广博的教育,主动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理念。教师跟学生之间应当有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学生很少找老师问问题。过去强调我们的学生与教师人数比太低,效率不高,其实生师比高未必好,说明学生跟教师见面的机会太少了。现在,教师跟学生的关系很不密切,我也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但是有一点,从教师的角度讲,我们现在还没有注意,教师在学校里的职责是什么。国外非常明确,第一教学,第二科研,第三服务。教学是任何一个教师都必须要承担的首要任务,这是我在物理系开始懂得这一点的;第二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只有做了科研,才能提升学术水平,反馈到教学中去;第三是服务,就是为学校各种各样的教育、科研和社会工作服务。我想这三点摆正了,我们的教师不会把学生撂在旁边不管,也不会把上课当成是最好不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对现在教学上面的一些不满,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教师,而是我们没有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假如你们毕业之后也在学校里做教师,我相信你们有的比我们现在有的老师做的还要差,因为你们没有这个理念,希望大家都有了这个正确的理念后,我们的教育会改善,我们会把教学生作为自己的天职。我跟研究生开玩笑时说“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假如你们都不来念研究生,我们这些导师饭碗都没了。”做官的要以民为本,做教师的当然要以学生为本了。这个理念要大家都认识才行,不是下一个文件能解决的,假如老师倒是很想跟学生接触,学生不来,那也不行……(掌声)
章: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对我影响最深的一部书”,那么这个比较难说,因为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一部,在另一个方面,可能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另一部,那么我在这儿想说的就是大概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对我的教育跟我的科学研究影响最深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这个回答也可能使很多同学觉得很意外。但是,我正是因为从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这部书以及类似的书,那么第一我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我们所说的马列主义是很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就是正是因为学了这一部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东西有所了解,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新的理论进来以后,我才能够没有抵触的情绪,而且觉得很容易接受,也能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在那样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从事我的学习的关系。
主持人:我听说 章 先生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曾经有过那种自己写一部的想法,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您写的武侠?
章:我自己写大概是不行的,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确实喜欢看,而且,大陆上第一篇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给予高的评价的文章就是我写的。(笑声)我写那个主要倒不是在于表扬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是在 于姚雪垠 先生的《李自成》里面的那一种口气我很看不惯,所以我的第一篇关于金庸的论文,题目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 ( 李自成 ) 》,我的意思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比《李自成》要高,所以当时认为这个观点是特别的,有点不象话,把姚雪垠看得太低了,但是过了 5 、 6 年以后,有一个同学向我提意见,说是你怎么能够把金庸跟姚雪垠相提并论,这个你太把金庸看低了。(笑声,掌声)
王:关于看书,曾经有团学联的同学问我,读书读什么好,要我推荐几本书名,我就写了一句话:“还是博览群书好”。我认为一些古典的著作要读,我的文化修养不好,小的时候家里也请过老师教四书五经,可是没有心思念,什么三字经﹑古文观止也没有好好学,所以文化修养不够。武侠小说看了很多,金庸看得不多。各种书我都看,比如《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所以我觉得,刚才有同学提到,在大学里面应该怎样来度过,我是觉得怎么样度过都可以,只有一条,不要虚度年华,不要做一些你不在大学里面而随便到哪里都能做的事情。过了大学这段时间,你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了。我的同学毕业后,有的在工厂工作,几年以后他们都说,最好能让我回到大学再读点书,但已不可能。因此要珍惜大学时光,这是我想对同学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掌声)
问题 7 :我现在读的是文科类的研究生,但是我本科读的是数学系,我发现理科跟文科思路的区别蛮大的,理科学生觉得文科学生比较酸,就是本来没有这个东西,而要说出很多东西,而文科学生说理科学生比较呆,就是说做事情只会按部就班的做,而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想法之类。两位正好是文理科杰出的教授,所以我很想听听两位谈谈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区别以及您们在文科和理科的学习与研究方法等。谢谢!(掌声)
章: 王 先生,你先说吧。(笑声)
王:你刚才讲的文科生对理科生的评价或者是理科生对文科生的评价,我觉得蛮好。有评价总比没有评价好,看事情没有见解,这是最糟糕的,有见解就非常好。提出问题非常好。所以我想,怎么样评价都可以。我从生物学老 师陈家宽 教授那儿学到了一点东西,知道了“生物多样性”这个名称,自然界必须多样性,国际政治上绝对不能不搞多样性而搞单边主义。任何东西都需要多样性。所以你既然是理科读的本科,又是文科的研究生,我想你最有机会把文理两方面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很多人口头上非常强调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做出来不是喊出来的,拼命喊学科交叉的人其实是不交叉的。(笑声)我想,你如果能做好这一点,那么你为我们复旦大学创造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掌声)
章:我刚才希望 王 先生先说,因为我实在不了解理科的思维是怎样的(笑声),正好先了解一下(掌声)。刚才那个同学说理科要按部就班什么的,那么如果这个是理科思维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么我想文科同样应该这样,而且文科的许多毛病就在于没有按部就班,而是有时候忽然心血来潮出来,心血来潮出来也还好,最怕的是上面提出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也不管我这个课题以前有没有基础,上面在提倡这个,我如果去做这个课题,大概有可能得到经济单,我想如果这个是文科思维的话,那么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地方。刚才主持人说到我跟 蒋 先生的关系,我想 蒋 先生对我的一个最大的要求也就是要我按部就班,所以一开始就给我开了一大堆书,让我老老实实去念,老老实实念还不够,还得比较,同样一本书有好几种版本,得比较着看,我学的是文学, 蒋 先生要求我念好多语言方面的书,所以我想从按部就班这一点上来说,文科恐怕是同样需要的。真正有成就的文科学者,我想都是在按部就班的基础上老老实实地研究原点,比较广泛地阅读应该阅读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有一些创造性的想法。我的体会是这样。(掌声)
问题 8 :大家都觉得人文历史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国家为了提高综合国力,把所有重点都放在科学技术上面,基本上整个社会也都是很重视理科,工科类,但是对人文学科基本上是不大重视的。文理科比例失调,我想问的是两位老师对政策上这种倾斜是怎么看待的,对学生学文理科是怎么看待的?第二个问题是,两位老师都不自称大师,也认为同时代的没有几个大师,那么您们觉得症结在哪里,您们觉得中国大学还有能力去培养大师吗?谢谢!(掌声)
章:那我就先说吧。先说大师,我觉得王国维是大师,陈寅恪也是大师,如果我们不考虑学术成绩的多少,而是考虑学术的重要性,那么鲁迅也可以称为大师。那么关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提倡人文精神还好一点,提倡的话,就很可能把不是人文精神的东西也当作人文精神来宣扬。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掌声)
王:关于文理失调的问题,我认为近年来,这个问题是朝着越来越不严重的趋势发展。从人的认识来讲,当你吃不饱饭的时候,你不会想我们还应该花多少钱去弄点文化方面的东西,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精神方面的食粮比物质方面的食粮重要。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于文化的需求以及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文化,科技,多方面的因素都会推动我们社会的前进,我想这一点是不需要担忧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人文科学能够发展到怎么样,好像国家对科技宣扬得比较大一点,而对于人文方面宣扬的力量没有那么大。我想这个情况在改变当中。现在社会走的是可持续发展,是协调发展。在复旦大学,我自己是感觉不到重理轻文,相反的,我倒是 从文科 老师那里学到很多思路,一些理念,启发。第二个问题,我想告诉你们,可能有同学在网上看到一篇东西,标题是“王迅说:我这个院士只有副教授水平”,在网上传播,点击率大概有 4000 多次。我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曾经问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物理系的一位 华人 教授,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加州大学物理系在美国排名是比较好的,我就问他:“你们系里要聘一个教授或者是一个副教授,根据什么标准?”他说“我们聘一个教授,要看他在他的研究领域里面,世界上有没有名气,聘一个副教授,看他在这个领域里,在美国有没有名气。”我们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在复旦不算差,在全国物理系里面来讲,也应该算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拿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这条标准来衡量,我们物理系现在够得上教授的一个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名气,也就是世界上在这个领域开学术会议,人家必定邀请你去做报告,如果你没去,人家就觉得这个会议档次不够,就像足球世界杯,如果巴西不去参加,世界杯人家还会觉得怎么样吗?像我这样水平的人,人家怎么会非请你去不可。所以我们要掂掂自己的分量,别忘乎所以,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别以为自己与一流大学靠得那么近。所以,我觉得,怎么看待大师,要看以什么标准衡量,假如像有些媒体上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一样吹嘘什么大师,一流,我想,对我们绝对没有好处。我们宁可把自己心态放平一点。(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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