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关键是体制、机制和师资
王迅
研究生报考越来越热,是这两天媒体的热门话题,而从 11 月 10 日 开始,各类媒体上关于研究生招生信息的报道连续不断,也有媒体提出研究生的连年扩招将可能造成研究生的质量下降,以及研究生的“零淘汰”问题媒体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文汇报》记者约我谈一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看法。我认为,研究生扩招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扩招与研究生质量下降并无必然的联系。近年来研究生的质量确实有所下降(特别是博士生),但这在扩招以前就已经发生。
那么研究生的质量下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样才能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呢?我认为,关键是体制、机制和师资。关于体制和机制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这里我主要对师资问题谈点看法。
李政道先生曾经根据他自己接受大物理学家费米的培养和发达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经验指出:研究生的培养根本上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模式。李政道的这一见解,应当引起我们主管和从事研究生教育的部门和导师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导师质量的高低是决定研究生质量的关键因素。“名师出高徒”和“严师出高徒”是研究生培养中不可违背的规律。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建立之初,所遴选的第一批博导大都是学术造诣高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们是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创始人,他们当年所培养的博士生中现在有许多已经成为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是我国教育科技战线的骨干力量。没有人怀疑这些老教师所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以后有一批杰出的中年教师加入到博士生导师的行列,使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规模得以不断扩大。随着博士生导师队伍不断增长,遴选博导逐渐地异化为一种攀比行为,追求博导数量成为主要倾向。单位和部门以攀比博士点和博导的数量作为学校发展的目标,而教师则以追求博导的头衔作为取得荣誉和物质利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不能怪教师,这是我们的环境和土壤所造成的。这种发展倾向是以降低导师的素质为代价的。近年来,我们所新增加的大批博导中,虽然有非常出色合格的导师,有的胜过他们的前辈,但也不乏十分平庸,非常不胜任的导师。有一位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在人才没有充分流动的环境下,矮子里面拔长子,必然会越拔越矮。”
我自己也一直觉得我没有完成过研究生的学历,没有拿过博士学位,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带博士生总有些不自在,因为“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却要去给别人博士学位,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国际上,确定学校排名的指标中有一项是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美国排名前 25 名的大学中,这项指标几乎都是 100% 。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中青年教师队伍,在国内是比较不错的,但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只占 38% ,如果要靠自然增减,大约需要 8-10 年,这项指标才能达到 100% 。复旦物理系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现在是 30 人,而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在 20 年前就有 38 名留美博士。这个数字对比,使人心中很不是滋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师资队伍的调整和建设,应当是学校发展和建设中放在第一位的工作。
即使是拿到了博士学位的教师,也并不都是够资格的教授、副教授和博导。有一些青年教授和副教授,不具有独立开拓研究方向的能力,他们只会沿着过去导师给他们的方向做下去。他们在做博士生时的论文是导师帮他们修改撰写的,毕业以后,自己还没有能力独立撰写高质量的论文(很多人英语还不过关)。让他们来指导研究生,要达到高质量的要求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青年教师必须迅速提高,赶上去。
青年教师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瞄准一流大学的一流教师。从物理学这类基础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来看,青年教师要成大器者,应该做到:首先能主讲本科生基础课、专业课和开设新的学科前沿课程;其次要有严格管理学生的能力,能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要在国外名校、名实验室中工作过,得到过名师指点;而且要能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有国际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论文和专著被国际文献广泛引用;还必须经常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对话,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和多次被国外大学邀请作讨论会式的报告;最后一点是最好能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并且能够用英语授课、写书、审稿等。
其实,以上这几点我本人努力了一辈子也未能够完全达到。但现在的环境和条件与过去不同了,年轻一代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几年前,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过这样的话: 50 年来,北大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只培养了一批互相吹捧的教员。这句话虽然激烈了一些,但是,不是很多教授都能以这样一种标准和尺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走向世界一流,我们需要的正是北大这位教授那样的气势和眼光。
(作者为复旦大学首 席 教授、中科院院士)
本文经记者和编辑修改后,以《博导岂能不导》为题刊登于
文汇报 2001 年 11 月 30 日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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