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风采】
王迅:“我这院士不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吗?”
还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时,王迅院士就做起了老师,指导大学生的毕业论文。1960年,他研究生毕业,正式留校任教。到现在,王迅执掌教鞭四十余年,他最喜欢的称呼不是院士、博导,而是“王老师”。
作为表面物理的专家,王迅院士专长半导体物理、表面和界面物理、超晶格和量子阱物理。有多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等。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170余篇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十余次邀请报告,并在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中任职。
尽管有一大堆的头衔和成就,王迅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回顾自己的一生,最使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一生没有白过的,就是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我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得意门生。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是王老师。”
文一 平生的一大乐趣是讲课
1958年以后,尚显稚嫩的王迅被推到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要带领一批大学生工作。那时,他最多要同时指导6-7个学生。除了替学生出题目和修改毕业论文外,他还要指导他们阅读文献,帮助他们搭建实验设备,一起做实验和分析结果等等,其实,当时王迅与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只不过相差5、6岁而已,所以他感觉负担很重、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正因为年龄差距不大,所以他能够体会到学生们的心态和处境,还设身处地从他们的实际出发来安排他们的工作,所以很受学生的欢迎。
留校不久,王迅就被安排主讲200人的大班课,讲解物理系的基础理论课《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这门课程充满了各种物理概念和冗长的数学推导。王迅学习前辈的讲课技巧之外,他还形成了自己的讲课风格。
凭借自己出众的记忆力,王迅在上课前一天的晚上,在宿舍里备课到深夜,将第二天上课时要讲的内容、公式以及讲课的节奏、时间控制和板书的写法等在头脑里过一遍。待到第二天,他不带任何教材和讲义,只将二、三张讲稿塞在口袋里,两手捏一把粉笔就走上讲台,然后一气呵成,把两节课的内容“滚瓜烂熟”地传授给学生。
多年以后,学生们对王老师的讲课风格还记忆犹新:“写整整几黑板的公式推导都不会错”,“还不用从口袋中去掏讲稿”……当然,这也是王迅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之一。
王迅认为教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他在课堂上将一些物理概念阐述得很透彻,加上常有灵机一动的即兴发挥,说出妙语连珠,学生听得很开心,他自己以后也回味无穷。通过教学,他和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他还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课堂上借题发挥,穿插对学生进行一些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学风、品德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教育。
文二 二十余载呕心沥血建立科研实验室
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开始招收大学生。除恢复本科生教学外,建立科研实验室、培养研究生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此时,王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谢希德教授,开创中国“表面物理学”这一新的学科。历经十载,表面物理研究室终于在复旦大学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1990年起又被国家计委确定作为“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王迅教授谈到这里,不禁感慨万千。经过三代师生的共同努力,才建成这个中国表面物理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也在国际物理学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他在1998年之前,一直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他说,20年来自己为这个实验室的发展呕心沥血,个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得到了很大的回报,期间还被增补中科院院士。
不过,王迅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成果,就觉得非常平淡。在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只有一件事值得自我陶醉一番,那就是“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成才了”。
文三 老当益壮,古稀院士乐当代课老师
二十多年来,王迅的主要工作是培养研究生、建设实验室,但期间也有几次给学生上课的机会。他坦言,自己并不喜欢上专业课,而喜欢上本科低年级学生的基础课。
1994年,王迅有一次机会给一年级大学生讲解《电磁学》课程。那时,他已年届六十,再也没有60年代时那样好的记忆力,可以上课不带讲稿。但是,他把注意力放在教学改革的尝试方面。
首先是大力精简教学内容。由于过去的传统是教学内容愈讲愈多、教材愈编愈厚,单单电磁学教科书就有上下两册,达800多页,还附有习题、思考题等600多道。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王迅大胆地对课程的内容作了删节,省略与后续有关的课程有重叠的内容,还删去了许多“节外生枝”的内容。这样,他只用了大约54个学时,便可讲完全部内容。他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一些演示实验交给学生去准备并且让他们到课堂上来表演。
王迅上课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少到教员休息室去。每次上课,他大约提前十分钟到教室,擦完黑板就在讲台前转悠转悠,有时和学生交流几句,问问情况。课间休息十分钟,他仍在教室里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他把上课前后和课间的时间作为和学生个别接触的宝贵机会。
当然,与学生的交流中也不乏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学生课间来问他一个问题,他当时回答不出来。课后他同多年主讲过电磁学的教师讨论,得到了一个粗线的解释,可以搪塞一下学生,但心里并不是很舒坦的。后来,他曾同几位中科院院士提起这个问题,他们也觉得这个问题很新鲜,不好回答。一次,他对到复旦访问的一个美国教授讲起学生提的这个问题,该教授也不得其解。他说:”我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会一直在脑子里去想这个困惑我的问题。”这种例子是他作为教师体会到的乐趣之一。
王迅现已年过七十,他觉得再要主讲一门课程已力不从心。所以想出给系里因为开会或出差等原因而要缺课的老师当代课教师。他觉得自己去代课很有意义,可以消除学生对院士的神秘感,破除社会上吹捧院士之风。他给刚入校门的一年级新生上课,学生们的第一反应是好奇。一次,一个化学系学生还专门跑来跟他说,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和院士面对面谈话。
他认为复旦大学有许多院士,但是学生从进校到毕业没有听过院士的课,对师生都是很大的遗憾。所以,他的宗旨就是对学生“来者不拒”,学生需要他做什么,他愿意尽量为他们服务。现在,他还经常和学生座谈,讲讲自己的人生感悟,以过来人的身份勉励学生求知上进。
文四 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理科院士
虽然王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里度过的,他却很关心时事,每天的广播新闻都不错过,有时还重复听很多遍。此外,他还阅读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上海科技报、科学时报等多份报纸,时刻把握国内外的变化,特别是与国家发展、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央行加息、人民币汇率调整、中国加入WTO等时事新闻,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王迅坦言自己从小至今,从未脱离过政治,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小时候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住在法租界内的徐家汇,旁边就是铁丝网围着的日本关东军的碉堡。他亲眼目睹了当时人心惶惶的“乱世”局面,连中学里面的女同学都要剃头发、穿男生衣服,以躲避日本侵略军的侵犯。
解放战争期间,他还看到国民党败军溃不成军,拖着枪,灰溜溜地逃进城的情景。国民党军人要住进他家,多亏母亲急中生智,骗过他们,但他们仍每日来烧饭吃饭,扰得家里人心不安。
王迅还有两个兄弟,弟弟王选也是中科院院士,还是北大方正的创始人。哥哥王?经历更加坎坷,解放前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195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本来校方要留他任教,但他坚持要到外地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被分配到煤炭部下属的位于山西大同的一个中专任教,一呆就是几十年,工作和生活极其艰苦。直到80年代才被调到煤炭部干部管理学院。王迅感叹,要是哥哥当时留校,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极有可能成为院士。
以前没完没了地忙工作,现在王迅退下来,不再领导系里的年轻教师,把主要精力投入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以及建设教材的工作中。三四年来,他帮助系里的年轻老师出版了数本英文版的研究生教材,其目的一方面是配合系里研究生课程用英语上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提高教师们的英文写作水平,让他们在与国外同行的接触中增强自信心。
王迅曾经有一个嗜好是集邮。年轻时,他曾收集了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前所有的珍贵邮票,不料文革中被父亲工厂的造反派抢走。伤心之余,他从此不再受藏邮票。不过,他的另一爱好至今还保留着,就是唱京剧。他喜欢唱老生,还常在院系联欢会上露一手。(完)
王迅院士简历:
1934年4月生于上海
1960年1月研究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
1978年5月任复旦大学副教授
1984年8月任复旦大学教授
1985年任博士生导师
1993年起任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Surface Science》顾问编委
1996年5月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获光华科技基金二等奖
1990-1997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8年度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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