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师生涯
王迅
复旦大学物理系
每位教师都有自己当老师的经历。我的教师生涯也很普通,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上海市教委和复旦大学让我来参加名师论坛,我想其原因是因为我挂上了一个中科院院士的头御。今天,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来剖析一下自己,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院士其实是很平常的,用不着把它蓄意抬高。另一方面,我也借此机会对自己40多年从事教师这一职业作一番回顾,主要当然是甜蜜的回顾。
我于1956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当时,许多传言说我要留校当助教了。而且言之凿凿的说安排我下学期辅导量子力学。正好,1956年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们国家开始建立副博士研究生制度,我被指定报考谢希德先生的研究生,并跟随谢先生去了北京,从而使我的教师生涯推迟了4年才开始。1960年1月我收到了一纸通知转为复旦大学助教,办了一个离校和报到的手续,搬了一次宿舍,开始正式算一名教师。我的工令和教令就是从1960年算起的。
其实,我担当老师的职责要比这来得早。1957年末开始,我帮谢先生辅导一位五年级的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其实我不过是他的师兄而已,他在多年以后仍在别人的面前称我为他的老师。我走上讲台则是1958年初,当时北京电子管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始建立锗二极管和三极管的生产线。那时厂里的工人和工程师对半导体一点也不懂,于是就到大学来邀请教师去给他们上半导体物理的课程。在该课程讲到最后一章时,那位教师因故不能再去上课,于是让我去代课。我去代了约二个月。当时,我的胆子也够大的,不仅我所讲的内容,我以前读书时,并没有学过,而且,我仓促上阵,只学懂了所要讲的这一章,对于前面有关的章节不甚了了,就这么去上课了。我那时一点上课的经验都没有,第一次去上课时,一节课的时间就把我准备讲两节课的内容都讲完了。幸好我准备的内容还稍多了一些,于是在第二节课的时候就采用拖延战术,把所有准备好的本钱一股脑儿的用出去了。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紧张狼狈,但为我以后教学工作积累了原始经验。
1958年秋天,我随谢先生回到复旦,当时开始了大跃进,大学三、四年级学生不上课了,而是大搞科研、大办工厂。我们半导体教研室的教师和学生一起,在复旦办起了红旗半导体工厂。当时号称拉出了上海第一根锗单晶和做出了上海第一只锗三根管 。我当时实际上的身份是和教师一样,带领一批学生整天整夜在红旗半导体工厂中试制和生产半导体器件,同时还为学生上些课,当时已经完全忘记了研究生的身份,完全扮演了一个教师的角色。学生们也都把我们当老师看待。
从1958年以后,我和其他青年教师一样,突然被推到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实际上,我们当时还是很稚嫩的,自己并没有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经验。但是在科研上,我要承担指导一批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工作(当时大学五年级学生做毕业论文一个多学期,有的可以相当于现在硕士毕业论文)。最多时,我要同时指导6-7个学生,要替他们出题目,指导他们阅读文献,帮助他们搭实验设备,一起和他们做实验和分析结果,修改他们的毕业论文等等,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负担是很重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谢希德先生常常说:“他们(指我们这批年轻人)本应该是在别人指导下做研究工作的,现在却要他们去指导别人工作。”这种情况,一方面使我们在科研的系统训练上缺少了基本的环节,而另一方面却使我很早就培养了有效的指导学生的能力。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学生年龄上相差不多(不过5、6岁),所以我对他们的心态和处境比较体会,能够设身处地从他们的实际出发来安排他们的工作,所以学生比较欢迎,感到跟我工作很有收获。
我可以不用讲稿上课
在教学上,我从1961年起就主讲约200人的大班课,是物理系的基础理论课<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这门课有很丰富深入的物理概念,同时又有很冗长的数学推导。我很欣赏我的老师卢鹤绂教授和前任主讲老师殷鹏程讲师教这门课的高超水平。所以我学习他们,把物理概念讲得非常条理化和透彻,并且注意语言的选择,使之美妙和风趣,富有逻辑性,还常常插入一些“惊人之语”,吸引同学的注意力。因此我的同事说我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当然是自己好胜的缘故。当时,我恐借自己的记忆力好,在上课前一天的晚上,在宿舍里泡着一水瓶茶水,备课到十二点钟,把第二天上的课时要讲的内容和黑板上要推导的公式全部理一遍,想好讲课的节奏,时间控制和板书的写法等等。我不带教材和讲义,将二、三张讲稿塞在口袋里,两手一把粉笔走上讲台,凭着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理解、消化和记忆,一气呵成,把两节课的内容“滚瓜烂熟”地传授给学生,那些整整几黑板的公式推导都不会错,用不着从口袋中去掏讲稿。学生们对此印象很深,多年以后还对我津津乐道。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回忆,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之一。当然我能做到这一点。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自己长期治学养成的能力。
教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当我在课堂上将一些物理概念阐述得很透彻,加上我自己常有灵机一动的即兴发挥,说出妙语连珠,学生听得很开心,我自己以后也回味无穷。通过教学,我和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我还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课堂上借题发挥,穿插对他们进行一些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学风、品德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教育。因此有些学生在私底上猜测说,王迅大概是共产党员吧。在文化革命前,这也可以说是对我的教书育人的一种肯定。谢希德先生,后来在学校的干部会上介绍了我的教书育人的情况。复旦党委为此专门发了<学先进通报>第一号介绍我的事迹,针对我不仅教业务,还管思想学风,在文章中加上的第一个标题是“目中有人”
我上过工农兵学生的课
因为我对教学树立了感情,所以,在文革中我被派去担任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当时,刚刚受过文革的批判,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专政的对象,而教师上课却被批判为放毒。”文化工作危险论”和“教师危险论”很深地印到了知识分子的心中。所以,我去担任工农兵学员的教师后,有外校的同事问我,你去上课怕不怕?我说当我与这些学生面对面接触时,想到的只是怎样让这些学生迅速成长,根本无暇顾及什么危险之类的事,与工农兵学生在一起是有一种师生感情的。不过,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做教师并不轻松,政治上的压力始终还是存在的,不要说是那些工宣队员的颐气指使、乱扣帽、乱上纲,就是在业务教学上也是罩上了政治的阴影。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教学生时,在一个式子中出现1/0,学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我说1/0=∞,学生不理解。于是我把等式右面的∞和等式左面分母中的0交换,写成1/∞=0。有些学生仍旧不理解。有人提出,毛泽东选集中说过:“一尺之竿,日截其半,万世不谒“,说这个公式是不对的。我说如果无穷次的截下去,总要成为零,你觉得它不是零,因为你还没有一直截下去。学生中纷纷议论,一片混乱。许多学生问我,在数学上倒底怎么处理的,他们不管什么“万世不谒”,觉得只要科学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接受。但有几个人不同意,认为这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问题。这天上完课后,我心情烦闷透了。想不到这么一个小问题一不留神就会触犯毛泽东思想。当时真担心会被抓着作为反毛泽东思想,借传授业务的机会对学生放毒的典型,大受批判。幸好,没有学生将这件事告到工宣队那里去,小题大做。当然,被个别工农兵学员批判的事也是有的。有一次,因为和别的班级在教室安排上发生了些冲突,被那个班级一个盛气凌人的学生贴了大字报。不过,我和工农兵学员整体上的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从第一届到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都给他们上过课,包括普通物理、晶体管线路、半导体物理、晶体管原理、MOS集成电路等等。有许多课都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的,但我全身心投入,边学边教,编写了讲义,安排实验等等。在任课教师中,我是很多学生最欢迎者之一。在文革当中,我的年岁还不算大,四十左右,还比较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下工厂、下农村、一起搞毕业设计、一起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等等。有的学生甚至将谈恋爱失败等的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也来和我谈心。有些人毕业了二十余年,还和我保持联系。师生的感情不是任何左的政治障碍所能阻隔的。
文革结束以后,我投入到教育的拨乱反正中去,协助谢希德先生在我国开创“表面物理学”这一新的学科。从1979—1989年花了十年的时间,将表面物理研究室在复旦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1990年起又被国家计委确定作为“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过三代人(谢先生、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学生)的努力,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表面物理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中心和基地,在国际上也争得了荣誉和一席之地。我在1998年之前,一直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20年来,为这个实验室的发展呕心沥血,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我所作的努力,也得到社会的回报。我被增补为中科院院士表明了人们对我的学术上的成果(它们都是我和我的学生的研究工作的结晶)的肯定。在这里,我曾说过,在科研上取得了什么成果,在当时我和我的学生都很兴奋激动,但是过几个月以后,兴奋就过掉了,再看看这些成果就觉得非常平淡。我一直在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在我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我陶醉的呢?只有一件事就是我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成才了。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后肯定会超过我,我这一生并没有白过。(古人说:“臣尽忠来子尽孝,不枉人生走一遭”,现在的“忠”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忠。)
我情愿上基础课
近二十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培养研究生,这是结合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建设进行的,花费了我主要的精力。但我也有几次给学生上课的机会。除了给研究生上专业课外,也上过本科生的基础课。1984年上研究生课时,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规定我和学生上课时必须全用英文。我自己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备课,学生们则必须打破重重的顾虑在课堂上用英语提问讨论和回答我的问题。我在几个年级中这样做,对研究生们专业英语的口语能力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我并不喜欢上专业课,我喜欢上本科低年级学生的基础课。1981年初,系里安排我上大学生课程,他们希望我上固体物理,这是给四年级学生开的课。但我提出我要上一年级的电磁学。1994年我又有一次机会去上这门课,当时,杨福家校长提出要求博士生导师去上基础课,我于是又选择了这门电磁学课。这时我已经是年届六十,再也没有60年代时那样好的记忆力,可以上课不带讲稿。但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作一些小的教学改革的尝试方面。一点是我大力的精简教学内容。由于过去的传统是教学内容愈讲愈多,教材愈编愈厚。我所用的电磁学教科书上下两册,有800多页,习题加思考题等有600多道。这本书是写得非常系统和深刻的。但作为一本教材,要在一个学期也就是72节课的时间内,让学生都去掌握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对课程的内容作了删节,将同后续有关的课程有重迭的内容都省略掉了,如麦克斯威方程及其解,电磁波,狭义相对论等,这些与电动力学相重迭,所以电动力学课的教师非常欢迎这样做。另外,我删去了许多“节外生枝”的内容,这样每周4学时,要上17—18周的课,我用了大约的54个学时,便可讲完,还包括演示实验的时间。这样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另外,我采取的一个办法是让学生上讲台。电磁学里面有许多演示实验。以往都是任课教师自己在课堂上演示和讲解给学生看。我用了一个偷懒的办法。我和负责演示实验的教师商量好,让班上的一些同学,到他那里去,在他指导下,这些学生对演示实验先学透了,在课堂上就由这些学生来表演和讲解,负责实验的老师在旁边替他们把场。每次负责演示实验的学生都是在课堂上自愿举手报名,当场选定的。这样做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和热情,给了他们锻练的机会。有些学生以后表现为对实验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在科研中很为出色。负责演示的教师也大为高兴,他还写了文章在学校的什么刊物了去谈经验体会。
不要让困难学生丧失信心
我所教的这个年级,被系里看作为历年来最差的一个班。因为他们是参加一年集中军训的最后一批,同时也是取消零志愿后考入复旦的。而他们后面一届学生就不参加军训。所以课程进度与他们差不多。再加上有一个班级的高三学生,提前选读大学课程。所以,同一时间,我们系里有三个年级在上电磁学,分为三个班由三位老师授课。我所教的这个班级是最不看好的。但是在最后的期末考试时,我们这个班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差,而且不及格的人数相对来说,比另二个班要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教学水平比他们高,但是我想我的减负措施和一些激活学生努力学习的措施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最为使我高兴的一件事是班上有几个学生在学习上的翻身。到期末考试以前,学生指导员和班主任最担心的是几名困难学生能否通过。这几名困难学生在入大学以后,每门主课几乎都是不及格后补考通过的。他们中虽然大多数很努力,但心理负担非常重,考试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折磨。其中材料系有一位女生,是绝对的困难户,她在电磁学期中考试时只得了15分,是全年级最低的。其实她的毛病出在学习方法上。她曾到我办公室来查阅她的期中考试的答卷,我发现她在计算题目时很乱。在大考前,我在给他们答疑时,也发现她和别的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的一些问题。我给这些困难学生专门辅导了一次,告诉他们复习时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学透概念上,而不要搞突击做题目。对上面那位女同学,我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子,指出她学习方法上的缺点,并交代她怎样具体的改进。这个学生期末考试大有进步,整个学期这门课的平均成绩达到及格。这可能是她进校后第一次主课没有补考。学生指导员知道后大为高兴。过了一年多以后,这个指导员告诉我,那位学生已变成为全小班第一名了。以后,那位学生又多次来向我道谢和报喜,直到毕业离校。另外,有一位物理系女生,考大学时的志愿是英语专业,后来是调剂到物理系来的。我听别的教师说她的专业思想不稳定,说应该让她转到外文系去,不要再留在物理系了。在考试前有一天晚上我和她谈心,她告诉我说不可能再转系,因为她已经脱掉了二年了(军训一年,加上物理系一年,如转到外文系读一年级,等于是留了两级)。说她只能在物理系读下去。我于是鼓励她,并告诉她应当改变一下学习方法,在准备考试时,多花些时间复习课程内容,搞清概念。结果,她在期末考试时,虽然成绩在小班中是最差的,但我和其它老师一起,还是给了她一个及格的分数。隔了几年以后,这个学生也已不再是一个差生了。当电磁学的考试成绩确定后,我赶快通知学生指导员和班主任,去告诉学生:“绝大部分困难同学,考试都及格。”因为,他们第二天要考热学。前一天知道了第一门考试及格,都欢欣鼓舞,士气大振,对他们热学的考试会有所帮助。当然,这些学生的进步绝不能都归功于我。但是,我感到欣慰的一点是,我没有用手中的“生杀大权”把一些暂时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打入“地狱”,使他们多年不得翻身。在我们系里,原来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要来一个下马威。认为这些学生在高中都是班上尖子,但他们不懂得大学的学习与中学完全不同,为了不让这些学生自满,认为一年级的课程内容教的和中学学的差不多,所以往往在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时,出些难题,结果将近一半学生不及格,让他们懂得大学的课程不是好学的,要认真下苦功夫。而我觉得这些学生有点可怜巴巴的,弄不好,给他们开一次红灯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这不是没有先例的),所以我抱着得放手时且放手,“网开一面”,保护他们仅剩的一点点自信心。我想我这样做,至少没有误人子弟,培养出不合格的人才。前面两个女同学的例子,说明我的做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学生有时也会成为我的老师
我上课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少到教员休息室去。每次上课,我大约提前十分钟到教室,擦完黑板就在讲台前转悠转悠,有时和前排的学生交读几句,问问情况。课间休息十分钟,我仍在教室里,这时可能会有学生上前来问我问题。虽然,我给他们安排了答疑时间,还像国外那样,我告诉他们我的“Office hour”和地点,但他们从来不来。即使是期中期末考试前,来问问题的也不多。因为他们平时多数人很少复习,习题做不出问问同学,不会专门跑来问教师。所以我把课前课间的时间作为和学生个别接触的宝贵机会。这当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事。一次有一个学生课间来问我问题,关于电动势的,他认为书上一个式子的推导不正确。我对此没有深究过,认为是对的,于是给他解释,但是,解释来解释去,发现我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于是我对学生说,这个问题我回去想一想下次再回答你。课后,我去找这本教材的编者---另一位教授,他说:“喔!这个公式印错了,我们的勘误表还来不及印发。”这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碰到学生指出教科书上的错误。另外有一次,一个学生来问我:一个匀速沿水平方向运动的电子,通过垂直放置的一对带电平行板,电子受到垂直方向电场的作用获得了加速度。当电子离开平行板后,水平方向的速度不变,垂直方向获得了速度和动能,这样能量不是增加了么,成了永动机了。我回答不出来。课后我同多年主讲过电磁学的教师讨论,得到了一个粗线的定性解释,可以搪塞一下学生,但心里并不是很舒坦的。后来,我曾在吃饭时,同几位来访的中科院院士提起这个问题,他们也觉得这个问题很新鲜,不好回答。一次,有一个美国教授来北京开会,路过上海时到复旦顺访,我在接待他时也讲起我上电磁学时遇到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也饶有兴趣的同我讨论,最后不得其解。他说:”我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会一直在脑子里去想这个困惑我的问题。”这种例子,我遇到后几乎终身不忘。因为这实在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所带来的莫大乐趣。
这些年中,我还为扶助青年教师走上讲台,采取了一些大胆的举动。1988年,我让两个年轻人去上固体物理课,当时他们两人中,一人刚刚博士生毕业,另一个则尚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系里面不同意,说他们连这门课的辅导都没有担任过,怎么能一下就去上大课。过去在我们大学毕业时,的确是没有资格和能力立即开课的,必须先做几年辅导,上习题课,叫做“吃几年萝卜干饭”。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二个年轻人都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更主要的是我了解他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心里有底,觉得有把握使他们上好这门课。我去说服系里领导,他们仍不放心,我就“撤无赖”地说,假如你们不同意,那末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就放我的名字,但我一堂课也不会去上的,都让他们去上,这是你们逼我弄虚作假。结果妥协为,二个大班课程的任课教师,分别写了王迅、×××和王迅、×××。第一堂课我去讲了一个绪论和向学生们介绍二位年轻教师,以后的课就一直由他们去讲。我去听了他们好几次课,每次课后详细地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和提出了应该改进的意见。在课程进行了一半时,我还和坐在后排的学生交谈,问他们对青年教师上课的评价,他们都说在平均水平之上。最后,他们教学效果的考评成绩果然在系里居中上,比起有些担任教学工作多年的中老年教师还要高。后来,在学期结束时,原来对他们二人上大课持怀疑反对态度的系领导也转变了看法,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会议上去介绍物理系将青年教师推上教学第一线的经验。这二位青年教师中的一位,以后还多次主讲物理系的好几门基础课。现在他已是我们系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讲课教师之一。而他的科研工作也做的非常出色。
严格要求,让学生超越自己
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可以说是一生中耗费我心血最多的一件事。记得我在1979年随谢希德先生访美。一路上遇到许多的美籍华人,他们非常关心祖国的情况,特别是对文革中高等教育事业受到的摧残深表忧虑。他们都问我中国的大学教育能不能恢复起来。我回答他们说,本科生的教育要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并达到和超过西方国家的水平是绝对有把握的,但是要培养研究生并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则心里一点也没底。1978年我开始带硕士生,1982年春,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入学的大学生毕业,并有人考上了硕士生。这是第一批正规的科班出身的硕士生。在系里的迎新会上,我作为导师去表态。我就说起我1979年访美时的那段经历。并且表示,我在有生之年里一定要为把我们的研究生水平提高到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水平而奋斗,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因为我发言时很慷慨激昂,学生对此印象极深,并深受鼓舞。这一届的硕士生素质非常好,加上导师们的精心指导,他们的成绩相当不错,完全比得上国外的硕士生。三年以后,当他们硕士毕业时,又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欢送会,说要我再讲讲话,因为三年前入学时我的话对他们仍然记忆犹新。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博士达到国外的先进水平呢!
从1978年到现在,我先后指导了25名硕士生和25名博士生,其中已毕业了22名硕士和23名博士。我的目标是培养30名博士。希望他们中有1/3的人将来能超过我。我说我一个人能"克隆"出10个比我强的学生,那我的“繁殖“能力就算可以了。
对于带学生,我虽然有过比较早的经历,三十岁不到就知道怎样去带学生,怎样安排他们,怎样替他们选择方向。但是我深知自己的弱点是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我的研究生学历是不完全的,我自己没有完成过博士论文。我无法做到"名师出高徒",只能求其次,采用"严师出高徒"的办法。我给学生讲过卢瑟福和朗道的故事。朗道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皓的人。我说你们做我的学生以后经常会爱到我的指责,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事实上,我对研究生的学风管得是很紧的。对于他们工作中的细节都不放过。我曾对有些学生进行非常不留情面的批评,还曾在实验室中评过最差研究生。但是对于研究生的严要求,必须建筑在对他们的爱的基础上。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子弟,一切要为他们的前途着想。而不是出于对他们横看竖看都不是,非要惩罚他们一下不可。我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都是以理服人。所以从来不会和学生关系弄僵。在业务上,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大力培养他们的独立性。我对博士生只给他们一个研究方向,具体的课题最好由他们自己去找。像有的大师说过的:在本科生阶段,你的题目都是在书本中有现成的方法和现成的答案;而在研究生阶段,老师给你题目,但它的解决办法和答案都是没有的,需要你自己去寻找。这才有创新。我对我的博士生说,当你做的工作已经超出我所了解的范围,我要看你写的论文,然后慢慢去理解它,最后同你讨论并帮你修改提高。这时候,你的博士学位水平就快达到了。我有好几个博士生都是这样的。到最后阶段都是我去学他们做的工作,我跟在他们的后面。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九十年代初,我去美国遇到我的几名博士生,我问他们:你们跟美国博士相比觉得水平怎样?他们都毫不迟疑的回答:肯定不比他们差。我想我这个笨师要出高徒,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当然,我的学生中非常出类拔萃达到国际一流的人才还没有培养出来。
师生感情最为珍贵
1984年当我开始指导博士生时,我就想在我们实验室要建立一支科研的"国奥队"。困为我们的中老年教师由于历史的原因科研根底不强,加上实验室成立时人员也没有优化,所以即使在国内同行的竞争中也不占有优势。希望只能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实现了。我们实验室现有45岁以下青年教师13人,占实验室人员的60%以上,其中教授9人,都是博导,副教授2人。他们担任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正副主任和绝大部分的项目负责人,指导着实验室60%以上的博士生和90%以上的硕士生。他们中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这在全国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校中是少有的。他们都既从事科研又担任教学。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机构中任职。这一支稳定的优秀青年队伍,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在许多场合都得到了好评。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以前,稳定留住青年教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个突出的原因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出国的诱惑及国内外报酬的极大差别。当时,我们可留下的一些青年教师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们有很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他们在选择出国还是留校工作上是有一定的痛苦抉择的。将心比心,我很理解他们。所以,我觉得要倾全力来支持和帮助他们。我积极为他们寻找出国去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的机会,一方面使他们有机会到国外高水平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去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和掌握更先进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这也是前几年使青年教师“脱贫”的一种捷径。我们的多数青年教师都来自于外地,家境并不富裕,有的还要负担家中弟妹。有一位教师留校分配给住房,要付几千元房屋债券和煤气债券等他都付不出,结婚用家俱买不起,家里办公用的凳子是用实验室废弃的木箱上搁木板来解决的。所以帮他们脱贫,在当时是一件不可小视的重要事情。对于青年教师的个人问题,你必须像对待你自己的子女那样去尽心帮他们解决。譬如,他们爱人的工作安排、他们的住房分配,我都替他们去找学校的领导和职能部门去请求。前几年出国要办公证,担保人不能是亲属,于是都是由我出面替他们担保。有一次,我冒着大雨骑自行车到离学校好几公里以外的杨浦区公证处帮一位青年教师担保,他心里是非常感激我的。有几个青年教师在国外时,他们的夫人费尽周折甚至千幸万苦,好不容易去外国探亲团聚,过不久又要回来了,周围的人都劝他们不要回去。这时的思想斗争很厉害,但最后都还回来了。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要对得起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从感情上要对得起我。有的人称这为感情投资。我觉得投资是一种商业行为,目的是取得回报。而我和我的学生们之间存在的是师生感情,我图什么回报呢?我不需要对我个人有什么回报。作为老师最希望看到的是学生成才,看到自己学生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和他们无私的品质。师生感情是纯洁的,不应该有任何的功利主义。
稳定青年教师队伍的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小环境。在10年前,青年教师在业务发展上的障碍是什么呢?是上面的中老年教师的无形中的“盖帽”。当时在他们上面有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是学术大师或权威,第二层是像我这样的教授,是在系里和各种场合最有发言权的,第三层是六十年代毕业的教师,他们大都是副教授,正在争取升教授,第四层是文革中毕业的教师,当时都是讲师,正在争取升副教授。青年教师在他们底下工作,无疑很少有自主权。我当时的想法是,青年教师有博士学位,他们是“科班”出身,比我们这些中年人更有前途,因此绝不能让他们“跑龙套”。我不要在他们上面居高临下,而要做他们的垫脚石。我把实验室最好的仪器都交给他们,让他们负责实验室主要科研,带研究生和管理工作。在这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一些中年教师的利益,因为机会总的就是这么多,给了青年教师当然中年教师就少了。我们有好几位中年教师晋升教授、评博导都在青年教师之后,甚至因名额关系,青年教师上去了,他们没能上去。起初中年教师的心态肯定是不平衡的,背后骂我的不少。但是过了几年以后,青年教师的出色表现,也不由得中年教师折服,而且也慢慢的理解培养青年教师的重要性,于是心态也平衡了。现在,甚至有二位中年教师是在青年教师(他们以前的学生)的手下工作,即他们的工作是由青年教师指挥安排的。
我不喜欢别人称呼我王院士
现在我已从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岗位上下来了,我的年令也早已过了退休年令,我是目前复旦大学物理系中年纪最老的教师了。而年青人已经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物理系中担任了真正的领导作用。我必须对我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
年青人很尊重我,并且还对我有一定的依赖性。我必须十分注意,过去我一直是他们的导师、领导,主管和安排他们的工作,现在尽管我常常当着外人的面说,现在他们是我的领导,许多事情应当是他们说了算,而不是我说了算。别人常对我说:“你手下年青教师力量很强,有×××,×××。”我就下意识的马上纠正说:“我是×××手底下的人了。”尽管这么说和这么想,但许多习惯性的思维要改过来还是不容易的。自己在学生和年轻人面前,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处理事情习惯于居高临下,一不注意又会把自己放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去。例如,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来向我申请要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去参加国际会议,他和我商量了一会儿,我忽然想到他现在是实验室副主任,而我已经不做主任了,于是我立即停止和他讨论,说这是你职权范围的事,怎么还要我来定呢。所以,我必须十分注意,不要再做他们的后台老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阴影来遮住年青人的光芒。
我现在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可以为青年人起些参谋的作用,帮他们出一些点子但他们可以不听我的。我们物理系有一个教授大会,系里的重要决定都由教授大会通过。在会上,我也只不过作为一分子参与讨论。有青年教师曾对校长说,在我们系里教授讨论工作时,即使王迅的意见,大家也可以照样反驳否定。我想到了他们不需要再在校长面前以此为骄傲时,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正常的教授角色了。
最近,学校任命我任学校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我正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物理系的研究生课程逐步用英语讲授。这对青年教师是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对一所一流大学的基本要求。我对系里的青年教师提出过:青年教师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瞄准一流大学的一流教师。从我们这个基础学科的性质和特点,纵观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我认为青年教师成大器者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
(1)能主讲本科生基础课,专业课和开设新的学科前沿课程。
(2)有严格管理学生的能力,培养出高质量的博士生。
(3)在国外名校、名实验室工作过,得到过名师指点。
(4)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5)有国际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论文和专著被国际文献广泛引用。
(6)经常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与世界一流科学家对话,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7)多次被国外大学邀请作讨论会(Colloquium)式的报告。
(8)能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
(9)能用英文授课,写书,审稿等。
这些要求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老年教师都是一辈字所未能达到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回顾自己的一生,最使我感到没有虚度年代,一生没有白过的,就是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我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得意门生。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是王老师。
(上海市教育局名师论坛的讲稿,200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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