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迅:75岁给新生上课的院士
本报记者 尤莼洁 2009-06-17 解放日报05版:新闻视点·今日报摘·广告
王迅院士在开启工作信箱。 本报记者 沈家善 摄
约定采访的时间,75岁的王迅院士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出现在记者面前。他的家离办公室不远,就在复旦的第12宿舍。从1952年考入复旦物理系算起,王迅已经在复旦校园里生活了57年。年过古稀,成果丰硕的他自愿当起了“代课教师”,给大一新生上《大学物理》课。他有些得意地称,自己打破了物理系上课教师的年龄纪录,也可能是目前复旦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最老的老头”。
“识相地自我淘汰出局”
新闻视点:您是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科研成果斐然,还是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始人,但近年的精力却转向教学,为什么?
王迅:我想到了我这点年纪,再做科研没多大意义。七八十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有的,但成果都是年轻时做出来的。何况我是做实验物理的,现在的实验设备每台动不动都是上百万元,实验的耗费很花钱,我们国家现在不是“不差钱”,而是很差钱,从纳税人的角度,有限的钱当然是应该给年轻人而不是给我做什么研究。年轻人上来了,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很识相地自我淘汰出局,把科研的舞台让出来,而给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重新定位。首选是我所喜欢的但过去做得很不够的教学工作。
新闻视点:您的资历,完全可以带博士生、硕士生,怎么去教大一的学生?
王迅:复旦物理系一向把最好的师资配备在本科生教学上,我觉得这样做我们才对得起选择我们系的学生和家长。从学生层面讲,当初考大学时,是被复旦的师资力量所吸引,但如果四年大学期间没看见过一个院士,或者只是在开学或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远远瞥见过一眼,肯定有遗憾。我教一年级学生的课,就有机会和他们面对面地零距离接触,可以消除他们心目中认为院士是高不可攀的神秘感。
“想给本科生上课上到78岁”
新闻视点:据我了解,学生喜欢上您的课,不仅仅因为您是院士,而是除了专业知识外,您能带给学生很多东西。听说您为了了解他们的想法,还专门在学生中做了一些教学调查。
王迅:我虽然在50年前就开始走上讲台,但是现在的教学情况和过去有很大不同。所以,我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去探索和尝试一些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我必须经常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他们的一些想法,针对有些共同性的问题或学生关心的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在课堂上借题发挥,谈谈我的看法和对他们的要求,这些内容他们平时可能听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在讲课方面,第一我要将课堂内容讲得学生都能听懂,第二讲得生动有趣,尽量做到使学生在上课时愿意全神贯注地来听讲。我听人说,我校外语学院的全国高校名师陆谷孙教授说过,课堂上没有笑声的课不是好课。我希望尽我的努力,使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有乐趣些,让沉重的教学负担转变为快乐的教学。
新闻视点:您已经70多岁了,又做过大手术,上课一站就是近一个小时,身体吃得消吗?
王迅:按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如果承担一门课完整的教学任务,的确太累,所以我就找机会当代课老师。有些任课的年轻教师因为开会或出差等事情,临时要缺课了,我就趁机把他们的课接过来,弄了一个代课教师的差事,教不同系的一年级《大学物理》,一个学期大概能上20到30节课。这样,我每学期接触到的学生人数就比单教一个班的学生多得多,大约可以有二三百人。
2007年我出席学校的本科生毕业典礼并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说我不想在这里居高临下地说些什么“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之类的话。我愿意以行动向同学们作出自己的承诺:要以学生为本,善待本科生。我说:“现在上海市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8岁,我如能健康地活到这个年龄,我还可以上5年课,大约还可以接触2000多个大学生。那么用围棋的术语来说,我在人生道路上的收官阶段收得还不错,有一个美妙的结局。”
国际一流大学副教授水平
新闻视点:您读大学时最崇拜的老师是谁?
王迅:我1952年考入复旦物理系,当时学生们最崇拜的是卢鹤绂教授,他是院系调整时从浙江大学过来的。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听到不少讲他上课如何如何精彩的话,所以我们都很崇拜他。那时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亲近,我们经常到老师的家里去。老师也少,当时复旦物理系一共只有6名正教授。谢希德先生从国外刚刚回来时,也是教我们大学物理的,后来她成了我研究生时的导师。
新闻视点:您现在大概也可以算是学生中崇拜的老师之一,可是传闻,您认为您这个院士也只够副教授水平?
王迅:大约在6年前,网上有一条传闻:“王迅说:我这个院士只有副教授水平”,招来了一片叫好和不少骂声。我的原话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有位教授来访,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选教授的?他说,伯克利聘一个教授,要看他在这个领域全世界是否有知名度,聘一个副教授,要看他在美国是否有知名度。如果以他们的标准来看,目前复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至于副教授,我们不可能在美国有知名度,如果以在中国是否有知名度来衡量,够得上副教授水平的可能有十多个(我也可以算上一个)。”我想我只是客观地分析我们系当时的师资水平,说出了事实真相而已,让我们自己清醒一些,知道离开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学术研究不必都后继有人”
新闻视点:您和谢希德先生花了近10年的时间,在1992年一手创建了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除了教学,现在您还会对实验室的工作进行一些指导吗?
王迅:现在,科研第一线的事情,都是年轻人做主了,他们正处于搞科研的黄金时期,他们事实上比我做得好。当然,我也会有些看法,但如果我说句话,他们就非做不可,那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被诱惑到去当“主宰”或“太上皇”的角色,对于我和他们都没好处。我不想成为一个被人讨厌的、像拦路石一样的老家伙。所以,我的意见有时说,有时不说,他们也可以完全不听我的话,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下去。
新闻视点:您不希望自己的学术成就,在后人手中得到传承吗?
王迅: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学术成就值得后人去传承,我想学术界其实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要“后继有人”的。尤其是基础科学,更多的是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甚至是一时的灵感。国外一所大学里某位教授退休了,他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如果这个研究很重要,自然会有新的人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研究下去。我们系好不容易取消了各种教研室,营造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环境,学术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年轻人上面没什么“婆婆”,不管是教授还是副教授,都有独立的研究方向。这是年轻人的创造,创造了一个比他们的老师辈优越得多的学术土壤。
“我就是王老师”
新闻视点:前段时间,您组织物理系的教师给研究生编了一套英语教材,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王迅:都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但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有相当数量的外国留学生。试想如果复旦物理系有30%的外国学生,每年有一批外国学生来此攻读博士学位,我们能要求他们先学几年中文,掌握了生活用语和专业用语,再来选修用中文讲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吗?面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系的课程,特别是研究生课程就应当设法用英语授课。也许我做得超前了一些。几年前,我组织系里的教师用英语给研究生上课,而这样一来,缺少合适的教材成了一个矛盾,英文的原版教材价格昂贵,学生负担不起。于是我就尝试组织教师编写英文版的研究生教材,先后出版了六七本。这样做也可以提高教师用英语授课的能力和自信心。
新闻视点:您怎么看待“院士”这个称呼?
王迅:我当上了院士,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希望不要成为社会上盲目吹捧和崇拜的对象。我印了两种名片,一种放一种不放院士头衔。有一次我给媒体记者一张名片,他说你上面怎么不印中科院院士,我说我有两种名片,有院士头衔的是给那些比较势利的人的(我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势利?生怕人家不知道我是院士)。他高兴地说:哦,那您还是很看得起我的。
新闻视点:听说,您不喜欢别人叫您王院士,而是更喜欢叫您王老师?
王迅: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的教师生涯》,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就是王老师。”说句玩笑话,如果有人吃饱饭没事干,想编《王迅语录》,或者我自己来编,那么只有一句,就是上面这一句话。
淡泊从何而来
2009-06-17 05版:新闻视点·今日报摘·广告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博取功名、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之外,往往还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追求。事实上,后者作为这个阶层的特征更重要,也更难做到。尤其在当代,我们看到很多人丢弃了这样的追求,转而谋求比较现实的物质和让人艳羡的名声,职称越评越多(滥),头衔越来越长。
王迅先生对此很清醒:“我就是王老师”,这并不只是他面对媒体的自许。复旦的学生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一次王迅做讲座,走上讲台的第一件事,是擦掉了黑板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几个字;第二件事,是擦掉了“复旦大学物理系首席科学家”中的“首席”两个字。 淡泊,也许来自坦诚透彻的生命态度。很少有人知道,王迅在15岁时就做手术切除了一个肾,60年前这可是一场很大的大病。他说:“我没有期望我能活过中年,我现在可以算是已经活过头了。”淡泊,也许来自思维方式的理性严谨。采访中,王迅妙语如珠,但他格外强调逻辑的严密与完善,在这个“脱口秀”盛行的快餐年代,他不会说正确的废话,也不愿在缺乏深入思考的前提下信口开河。 采访结束,和王迅先生从他4楼的办公室出来,他坚持走下楼,“节能减排,提倡三楼以下不坐电梯”。他说自己上4层楼是走不动的,下楼能走一定走。那一刻,我明白了,淡泊和清醒,最终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处处坚守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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