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快乐教学的人——中科院院士王迅访谈
院士,总是让人觉得有点高不可攀,接到采访院士的任务,心里一下没有了方向感。好在现在资讯发达,打开GOOGLE 网站,输入复旦大学物理系王迅的名字,一下跳出200多条结果。王迅院士,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半导体表面与界面的结构和电子态研究,Si分子束外延与SiGe超晶格,硅基光电子物理等。看着这一串陌生的专业术语,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跋涉者,虽然他所沉迷的世界是如此丰富,但是大多数人却无缘与他分享。
一见面,王院士就连连表示,现在对院士捧得太高了。有一次某区开招商引资会,场面非常热闹,找了很多院士。其实院士跟引资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成了一种点缀,事后王院士感到很不是味道。如今,院士是不是也成了炒作的对象了?但是当王教授看了我们的杂志也关注一些平凡的小人物,王老师似乎放心了很多,脸上的表情也轻松了许多。
《科学生活》: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筹建这样一个实验室花了多长时间?
王迅:。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1992年在复旦建成的,我和我的老师谢希德教授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也花了很多心血,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和我的同事的艰苦努力是有回报的。建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培养一批人,学校也会非常重视,对学校也是一种荣誉。经过谢教授、我和一些年轻同志几代人的努力,这个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研究表面物理和培养人才的基地。
《科学生活》:1998年以前,您一直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您对实验室目前的状况还满意吗?
王迅:我们实验室现在已经完全由40到50岁的中青年教师所领导。这支中青年科研队伍是历年来最好的,在各种场合都得到了好评。现在我把担子全交给年轻人了,他们正处于搞科研的黄金时期,是出成果的时候。我年纪大了,该转换自己的角色,不能再在他们面前指手划脚,或做太上皇,档着他们前进。
《科学生活》:您在报上对目前博士生导师的质量提出批评,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迅:现在高校之间存在一种攀比的现象,比谁的院士多,谁的博导多,谁的教授多,所以大家拼命地争教授,争博导,有一些还不具备导师资格的人也被提拔了上来,结果造成现在博士生导师质量参差不齐。照理说,一个博士毕业的人,自己有独立的研究方向,有经费,就可以带学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导师。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博导在他们做博士生时,论文是由导师帮他们修改撰写的,毕业以后,自己还没有能力独立开辟研究方向,独立撰写高质量的论文,很多人英语水平还不过关。让他们来指导研究生,要有高质量是很困难的。大家都知道,国外学者包括我们的留学人员,对国内的博导水平,教授水平,甚至院士的水平,颇有微词。我们不必讳言,我们的教授和博导水平总体上是比不过人家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一位教授访问我们系,我们问他您们是怎么评选教授的。他说,在他们学校聘一个教授要看在这个领域世界范围他是否有知名度,评上副教授要看他在美国是否有知名度。再看香港科技大学,他们的要求是:教授要有权威,副教授要有成就,而讲师要有潜力。在美国新雇佣一个教授,一般要由好几个教授和他面谈,每个教授面谈半小时,然后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而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很多光凭一些死材料,比如发表过多少篇论文,有多少项目和科研经费,而光凭这些书面材料,评价这个人的水平和潜力是很难的。
《科学生活》:您认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导师应该具有什么素质?
王迅:我曾经提出过,青年教师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瞄准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要成大器者必须,首先,能主讲本科生基础课、专业课和开设新的学科前沿课程。其次,要有严格管理学生的能力,能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第三,要在国外名校、名实验室中工作过,最好得到过名师指点。第四,要能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有国际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论文和专著被国际文献广泛引用。第五,还必须经常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对话,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和多次被国外大学邀请作讨论会式的报告;最后一点,是最好能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并且能够用英语授课、写书、审稿等。
《科学生活》:您认为复旦物理系的教研水平和国际一流水平差距有多大?
王迅:如果以前面讲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标准来看,目前复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够得上副教授水平的可能有十多个(我也可以算上一个),但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在国内有些知名度。我这里是和国外一流大学来比,跟二三流大学相比就没有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和国外的条件不一样,我们系里一些年轻博士,如果去美国的话,经过多年努力,也有可能获得重要成就。所以,我们只有把教育和科学的根基打好,把土壤培育好了才能出人才。
《科学生活》:您认为大学目前的学科设置对人才培养是否有利?
王迅:美国哈佛大学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它的核心课程有这样的理念:每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必须是受到广博的教育以及(as well as)在某一个专业领域中得到训练。英语中as well as后面的东西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大学给学生“教育”是主要的,“专业训练”是次要的。而我们相反,只想给学生专业训练,一出校门,就能派用场。有人指责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到了单位,工作不能马上上手,还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我认为这种指责是片面的,会对大学的教育产生误导。世界上那些先进的大企业,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先对他们的新员工进行业务培训,然后才正式上岗的。国内很多外资或合资企业,招收了大学生以后就送到国外培训,没有听说他们埋怨中国的大学生不能马上派用场。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和陈旧观念的对立。要培养能马上派上用场的人可以靠专科学校、职业学校或培训班,但是这样的人员能够跟得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吗?能与时俱进吗?我们的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理念上的差距在于没有树立进行“广博的教育”的思想。给学生很狭窄的专业知识,造成了学生的知识局限和视野狭窄。比如,我们物理系的研究生,学某一专业的对其他的方向都不感兴趣,这样不利于自己长远的发展。
《科学生活》:现在建设科研后备力量强调采用“学术梯队”,这是一种好的方式吗?
王迅:这不能一概而论,学术梯队对大科学和大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搞基础科学,不宜于强调什么梯队概念。基础科学更多的是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甚至是灵感。在基础科学中过分强调建立梯队结构,可能会造成年青人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和突破超越,队伍中容易近亲繁殖,也容易造成科研上的山头林立。我没有看见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如崔琦、巴丁等有自己的学术梯队。如果沃森和克里克当初是什么人的梯队成员,他们能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吗,或者发现了,得诺贝尔奖的是他们还是他们的“老板”。我再强调一下,这是针对基础科学而言的。
听说有些院系进人时只进和已有研究方向一致的人。我们物理系不是这样,我们的理念是:同一个方向的人才,如果系里已经有了,就不再引进了,要引进,必须是比现有的人更强。一个系是由各个独立的教授组成的,不应当是一个教授管几个副教授,再带几个讲师,下面一批助教,形成“梯队结构”。复旦大学物理系提倡的是每个年轻教授、副教授、讲师都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教授、副教授与讲师在学术上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于被领导的关系。国外一所大学里某位教授(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退休了,他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大都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除非是一个很重要研究领域,自然会有新的人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研究下去,而不是刻意地去“培养接班人”,追求什么“后继有人”。
《科学生活》:教育部设了各种奖项,比如,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您认为这样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吗?
王迅:设立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一炒作和攀比,就走样了,它变成各学校互相攀比的评估指标,必然带来负面影响。评的是论文,至于是不是优秀博士,无从知道。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应该主要是学生自己的贡献,导师参与的成分越小越好,才能体现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实际上,一个很一般的学生,导师可以化大力投入,帮他发表很好的成果,帮他加工修改,写出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可能就评上了,但学生的水平跟国外有很大差距,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有一个学生的论文评上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但是,他和我的没有被评上的博士,水平未必有明显的高下。现在各学校上下都在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把它列入计划指标,而对产生的过程并不重视,这又成为一项推动急功近利的指挥棒。其实,现在人们真正重视的不应该是博士论文,而应该是博士本人的水平。如果以为优秀博士论文对学生的就业或今后的研究有好处的话,那么假文凭的制造者又要多一项业务了。
《科学生活》:在学科设置、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方面,高校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
王迅:谁希望大学不要有自主权?学校师生员工不希望,老百姓不希望。从实践三个代表着想,是应该充分发挥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了。不少人认为,大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没有办学自主权是其主要表现之一。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就不可能出教育家,不可能办出有不同个性的学校,只能是千篇一律,一窝蜂。大学校长没有教育家的理念和实现自己理念的权力,只能作“教育官”,按上面意图办事,什么民主办学,依法办学都是空的。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教授不能治校,那么何必奢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设置应该是学校的事情,交给学校的教授们去管好了,没有必要来个全国统一,如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规定只能有几种规格,几种型号的。科学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管理部门为方便都是分学科管理的,但如果管理违背学科本身的规律,就成为学科发展的阻力。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用专业目录来控制学科发展。不管是招生还是教学,都要按专业目录,丝毫不能变动,并且用计算机登录把它定死了。譬如,我们系提出按物理学一级学科而不是专业招收研究生,以拓宽基础,但不允许,办不到。前两年我们物理系从生物系考生中招收了几名研究生,在物理系从事生物物理研究,尽管学校允许这么做了是很破格的,但是他们在毕业时算什么专业呢?学校恐怕无法发给他们生物物理专业的毕业证书。
《科学生活》:听说,去年寒假,您把自己编的一套科普读物《物理学家谈物理》,送给系里的每一个教工子弟,有这回事吗?您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想法?
王迅:其实,那套书我是挂名主编,实际的工作都是副主编和作者做的。当时这套丛书是上海市物理学会协助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做的,我是物理学会的理事长,理当支持,结果给人安上了主编。最后书终于出来了,出版社要给我稿费,我觉得自己没干什么事,我说就全部给我换成书吧,给系里教工中凡是读中小学的子弟,每人发了一套,共几十套吧。这套丛书共印了8000册,起先我们担心书卖不光,所以实际上也帮着推销和做一下广告。听说这本书还得了一个全国重点科普图书奖。我自己很想做一些科普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从事的是基础物理研究,我觉得自己的学科知识太专,不象有些专业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讲得很生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我现在正在组织系里教师编写一套研究生的教材,全部是用英语写的。有些作者的稿子,我帮他们看和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我还要替他们作些修改。虽然出版这套教材,我化了不少力气,是起了主编作用,但我不要署我的名字,这反倒更开心,这是我实实在在在做的事情。
《科学生活》:当上院士以后,您的生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王迅:没当院士之前,要拼命地去争,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和本单位。争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当了院士之后,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多了一分荣誉,也多了一份责任,人家把你当“神”看了。不过,离开了名利场,现在可以真正定下心来,做一些自己想做并且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科学生活》:您为自己制定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王迅:象我这个年纪已经出不了什么大成果了。我只听说有七八十岁得诺奖的科学家,没有听说七八十岁做出可以得到诺奖的成果。现在,科研第一线的事情,都已经由新一代中青年教师来承担和主掌。他们会比我做得好,我要避免成为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对他们起绊脚石作用而使他们讨厌的、“过了保质期”的老家伙。我现在必须给我自己重新定位,我要做和能够做的是思考复旦物理系前进中的问题、理念和思路,怎样才能建成为一所国际型大学,怎样为物理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人才,在新的思路下推进物理系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举措。除此以外,我还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如替年轻一些的教师代代课,给大学生和研究生做些讲座等等,让大学生有近距离接触院士的机会,消除他们对院士的迷信和神秘感;营造一种“快乐”教学和“快乐”科研的氛围,营造一个充满团结温馨的复旦大学物理系。
附录:
王 迅简介: 1934年生。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60年该系研究生毕业。主讲过许多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近年来在研究表面物理、半导体物理和超晶格量子阱物理方面,取得多项成果,获得何粱何利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市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等十多项奖励。领导建成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30名博士生和25名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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