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老师
王 迅
( 写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 教师节 )
我于 1952 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在大学本科的四年中,我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56 年毕业后又成为 谢希德 先生的研究生, 1960 年开始留校任教,前前后后在复旦已经历了 52 个春秋。而从 1952 年到 1956 年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人生转折点,我的政治生命是从这时期开始的,我的学业和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我的世界观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值此复旦庆祝建校百年之际,饮水思源,写下我对大学老师的一些回忆。
我们考入复旦时正值院系调整,复旦并入了原来浙大、交大、同济等等好几所高校的物理系的师生,师资力量大大加强。原来复旦只有数理系里面有一个物理组,学生做物理实验都要从江湾赶到徐家汇的交大去做。院系调整以后,复旦有了物理系,有了六位正教授。
院系调整后的数学采用苏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的难度和水平大大地提升了,四大力学等过去在大学高年级中学得很少的课都成为主课,普通物理从原来两学期的课变成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这些课程当时要开设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些课 许多 老师过去也都没有学过。但是在系里为新生召开的迎新会上, 王恒守 教授以很鼓舞人心的语气告诉我们: “ 所有这些课,除了物理学史外,我们都能够开出来。 ”
后来我们听说,系里好几位教授曾师从国外名师。 周同庆 先生是美国康普顿的学生, 叶蕴理 先生是德国居里的学生, 王福山 先生是德国海森堡的学生。 王 先生曾说过他在德国时因肺结核开刀,睡梦中讲的都是德语,我们听了都惊讶不已。 后来王 先生回国任教,国民党时期教师工资只能勉强糊口,发了工资就得赶快买肥皂等物品保值,根本没有做研究的条件。 1952 年他曾很沉痛地说: “ 我当 时的 博士论文(海森堡指导的),现在我都看不懂了。 ” 当时最受崇拜的教授是 卢鹤绂 先生,我们很早就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听说 卢 先生上课好极了,因此我和姜承烈、陆全康等几个人都急切盼望着能一睹 卢 先生的风采。后来听说 卢 先生给系里教师上量子力学,而 叶蕴理 先生曾说过,过去量子力学只有有天才的人才能学。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就溜到了 300 号二楼的一间教室门外,踮着脚从门上玻璃窗口看着 卢 先生上课,并在门外听了好一会 ( 尽管一点也不懂 ) ,可见当时我们对 卢 先生的敬仰。 王恒守 先生以前研究浮沫选矿,当时我们觉得这很不正统,但现在看来这是与国民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的课题。 王 先生还指导学生研究 X 光的聚焦。他有一句话非常有趣:上帝创造了一个 e ,自然界很多物理过程都按 e 的指数变化,这个 e 真是太妙了。
系里的物理实验是在 江仁寿 先生领导下,由一批年轻教师开出来的。实验内容在当时看是相当丰富的。记得最难做的一个实验是密立根油滴实验,是 周雄豪 先生带的。往往是一个下午反复试验总是看不到喷雾状的带电油滴,只能灰溜溜回去,下次再来补做。我和两位同学一起,第一次实验就获得成功,那个高兴劲儿是不用说了。
中级物理实验由 戴乐山 先生等开设的。 戴 先生还在实验课中安排我们做金工和玻璃工的实习。我们都有机会去做一下车工和钳工,用机床和手工做一个六角螺帽。玻工是蔡祖泉同志教的,做 T 型接头和标准电池中使用的 U 型管。我记得一天晚上,我吹成了四、五个 U 型管,非常高兴。这些训练对提高我们的动手能力非常有帮助。复旦物理系的实验教学在 50 年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我们系也以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强而感到自豪。
谢希德 先生是 1952 年将近年底才到我们系的,比我们进复旦略微晚一些,所以第一学期没有给我们上课。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几乎每个学期都给我们上课,从光学、理论力学,一直到固体物理、固体理论等等,是大学期间教我们班级课程最多的老师。 谢 先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当 时留美 博士回国几乎 都是当 教授的,但 谢 先生却只被授予一个讲师职位。 1956 年教师评定级别时,她理 应评为 教授,但由于当时名额所限,校党委决定她和数学系一位教师作为党员,要谦让,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因此将他们的级别定为副教授。 谢 先生从未计较过这两次不太公平的待遇,一直全心全意地为教育事业奋斗。在她后来领导的半导体教研室中,所有教师都一直记住她的榜样,每当新教师参加工作,党支部在对他们的教育中,总要求他们牢记在名利面前要像 谢 先生那样正确对待。
1955 年,到了大三结束,就要分专门化了。 1954 年,周同庆和叶蕴理先生先开设了光学专门化, 1955 年卢鹤绂先生开设了分子物理专门化,但因为卢先生不久调到北京,这个专门化没有办成。而原计划要到 1956 年才开设的固体物理专门化,在谢希德先生和方俊鑫先生的努力下,提前一年就开设出来了。所以我也有幸选择了固体物理,这就成为我终身的专业。当时谢先生搞理论,方先生搞实验,他们二人配合把专门化办得有声有色。谢先生主讲固体物理和固体理论两门课,自己编写讲义。甚至在上固体理论课时,她已经怀孕临产,由郦庚元先生代上,讲课内容都是由谢先生准备。每隔一两周,她都要赶写几堂课的讲稿,交给郦先生,这是很不容易的。方先生则倾全力排出了一批专门化实验,这些试验用的设备大多数是自己搭建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晶体生长,学生从炉子中拉出一些卤族碱金属单晶、看它当中的色心。 X 光实验是方先生在院系调整后与周同庆先生等一起研制 X 光管的成果结晶。为准备霍尔效应实验,方先生还设计并请工厂加工了电磁铁。这几台电磁铁一直在文革前后的教学和科研实验中使用,其中一台直到现在还躺在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 发挥余热 ” 。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老师之外,教过我们课的还有 周世勋 先生、殷鹏程、吴剑华、赖祖武、裘志洪、王樨德、蔡怀新、沙闫丈 等等先生,另外给我们上高等数学的有 朱良壁 ( 陈建功 先生的夫人)、 胡家赣 先生 等。我们的这些老师不少都有着坎坷的经历,在 “ 文革 ” 以前的历次运动中都是被迫害的对象。 王恒守 先生因为主 张 教授治校,戴乐山、吴椿和 吴剑华 先生因为对领导的工作有意见,都被打成右派, 王恒守 先生不久就被调往安徽大学。 “ 文革 ” 中的 谢希德 先生被打成美国特务, 周同庆 先生 和方俊鑫 先生被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他们与周世勋、戴乐山、吴椿、 吴剑华 先生等都被隔离审查,过着非人的生活。 毛清献 先生更是在 “ 文革 ” 初期被迫害致死。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现在,我当时大学 时的 老师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我们,正是他们这一辈人把一个基础非常薄弱的教学组发展为国内一流的物理系。而我们这一辈人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们虽然继承了前辈老师的事业,但没有能够将复旦物理系的水平提高到一流地位。这个接力棒只能交给我们的后辈,由他们去完成前辈的心愿。
(刊登于《风雨春秋物理系》复旦大学物理系编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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