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 风范常存
——立纲逝世一周年祭
2008 年8 月12 日接到沈平先生的电邮,告知张立纲先生于8 月10 日不幸病逝,感到十分震惊与悲痛。虽然我知道立纲多年来遭受着肝病的折磨,但总觉得这还不是致命绝症,却没有想到会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么好的一个人,老天真是太无情了。立纲,您不该走得这么早。
; 初次相逢 Asiloma
我和立纲的相识始于30 年前的1979 年1 月,当时在美国加州靠近旧金山处太平洋岸边的一个风景胜地Asiloma 召开第一届国际化合物半导体界面物理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hysics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 Interfaces)。国内由教育部派遣谢希德先生、北京大学的虞丽生和我三人参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之一。谢先生事先制订了一个赴美开会并顺访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为期一个月的时间表,计划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经中部芝加哥地区再到东部纽约地区横跨美国的旅行路线。我们从1979 年1 月27日抵达旧金山,2 月28 日离开纽约,期间参加了3 天会议,到达12 个城市,参观访问了15 所大学、研究所和公司。
与张立纲的相遇是在1 月29 日我们刚抵达Asilomar 的当晚。由于立纲在“文革”后期与John Bardeen 等参加过一个美国物理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来复旦大学时遇到过谢先生,所以在Asilomar 是故友重逢。当天晚饭后立纲就来与我们一起安排到东部纽约等地区访问的日程,这是我与立纲的初次见面。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直率豪爽的人,没有俗套,说话不兜圈子,为人很热情,善解人意,有一种侠骨柔肠,我很喜欢他这种性格,觉得是一位很自然地愿意与之深交的朋友。自那天起,我们二人约定,不用讲究客套,互相以姓名直呼,这样可以少点拘束。所以30 年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互称过先生、教授等。
纽约相会 始成挚友
在访问了美国西部和中部地区之后,我们于2 月17 日来到纽约,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宿舍,度过了周末并于周一周二去Stony Brook 参观后,2 月21 日早晨立纲开车来接我们去了Yorktown Heights,上下午参观,晚上去了他家吃饭,饭后他请来了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起叙谈,大家都有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第二天上午继续参观,到了中午立纲开车送我们回到代表处,并去银行取了一些现金后,开车去往下一站New Haven, 由Yale 大学的陆卓如教授招待我们。晚餐以后,我们与立纲分手,陆先生开车送我们去Boston, 立纲则劳累了整整一天后,连夜开车赶回Yorktown Heights。
以后,我们相继参观访问了MIT、Princeton 和Bell Lab,于2 月28 日结束了访美之行。下午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安排送我们赴机场,这时立纲专程来我们住地,并陪同一起去了肯尼迪机场,送我们上了法航的航班。他是我们在美国的所有亲友中唯一送我们到飞机场的,而且那天并不是休息日。通过美国之行,我们与立纲在感情上一下子就拉近了很大的距离,已全然没有了隔阂感。特别是谢先生和立纲,虽然在文革中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不可能有深交,而1979 年初的这次访美之行,为以后他们二人之间的生死之交奠定了基础。
频繁交往 加深友情
七十年代末以后,立纲有很多机会回国内来开会、访问和作学术报告等,国内经常有人在出国开会访问期间与立纲交往。通过这些活动,立纲结识了国内许多单位的学者和朋友。我记得在1980 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凝聚态物理的新年讨论会,立纲夫妇和不少国外华人学者都来参加,我和妻子孙恒慧也去了。那是在国门封闭了30 年后,国内外众多学者的一次聚会,气氛热烈而亲切。
立纲和复旦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最早在1979 年内,立纲就不止一次来过复旦,做过两次学术报告,介绍在日本召开国际固态器件和材料会议的情况,这对于在国门刚刚打开之际、出国机会还很少、国际交往极其缺乏的情况下的中国学者,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复旦的教师和学生都如饥似渴的享受着这些报告。立纲的报告往往能将国际上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和发展概况以比较清晰的图像展示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是结合他对学术问题的一些评论,会告诉我们许多精辟的见解,对启发我们的思路非常有帮助。
立纲在复旦结识了很多人,包括两任校长谢希德和华中一在内的很多教授都成为他的熟人,他对复旦的很多情况也非常了解。复旦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刘庚生先生因负责接待工作而与立纲由相识而相知,成为莫逆之交。
有一次,立纲夫妇携子女回国游览,刘庚生特意请他们一家到市中心人民公园旁边刚刚开张不久的上海第一家肯德基炸鸡店(也许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肯德基店)去吃炸鸡,一起排队排了半个多小时。立纲大概觉得很好笑,因为在美国肯德基炸鸡是属于“垃圾食品”之类,请客吃肯德基是不上台面的事。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肯德基是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最早的连锁快餐店,它是一件带有标志性的事件。
我与立纲之间的个人交往也比较多。1980 年3 月到11 月期间,我到美国Wisconsin 大学Milwaukee 分校做访问学者,期间两次访问了立纲。记得10 月底我去Washington D C 办理回国前的一些手续,途中去纽约看望立纲。那天从华盛顿飞纽约时,我在机场打电话给立纲,他说纽约正在刮暴风雨。尽管他家的户外电线被风吹断,出行的道路上大树被刮倒,但他还是冒着大雨开车到机场来接我到他家,那天晚上他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热水,我们是点着蜡烛在他家休息叙
谈。看上去有些狼狈,但也显得我和立纲、象容之间如老友一般,一切客套之类
都是多余的。
1983 年左右,立纲夫妇和子女来上海时住在市中心的扬州饭店,我们两家人,包括他、象容、儿子和女儿以及我与妻子和两个儿子,相聚在附近的一家老字号饭馆老正兴一起进了午餐。在沪游览期间,他们还由我的学生金晓峰陪同去了杭州。他们在离开上海那天早晨,我本来说好要去旅馆陪同他们一起去虹桥机场。但是老天不帮忙,那天早晨下了罕见的暴雨,我家门口积水没膝,我根本无法出门,也不用说去找出租车了。无奈我和立纲通了电话,最后他们自己要车去了机
场。我一直觉得,他多次来上海,也到我家作过客,但是我没有很好地尽到地主之谊,想想心里总有点内疚。
我和他还在1988 年波兰华沙和1990 年希腊萨洛尼卡的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上,1995 年美国物理学会春季会议上一起开过会。特别是1989 年7 月立纲担任会议主席的第四届国际调制半导体结构会议在美国Michigan 州的AnnArbor 召开,我和国内好几位学者都由他安排会议给予经费资助,使得我们能顺利参加。 立纲在香港科技大学任副校长时,在物理系设了一个给内地学者在该校作访问学者的位置,国内许多物理学界的同仁都被邀请去那里做三个月的访问。这是加强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我也有幸于1998 年4 月到6 月在香港科大访问了二个月,结识了那里的好些朋友,可惜当时象容不在香港,失去了见面的机会,立纲那段时间里大部分都不在香港,不过后来还是见上几次面,一起吃过饭。
纽约鼎立相助 ICPS
ICPS 是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hysics ofSemiconductors)的简称,它是在半导体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由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下属的C8 半导体委员会所领导。会议创立于1952 年,每二年由各个国家轮流申请举办一次。国内半导体学术界在1986 年提出了中国争取主办1992 年第21 届ICPS 的主张,请黄昆先生和谢希德先生负责筹备。1986 年在瑞典斯德哥摩尔举行的第18 届ICPS 会上,C8 委员会投票初步决定1990 年的ICPS-20 由希腊举办。谢先生很感慨地说:希腊国家很小,半导体研究也做得很少,他们能主办ICPS,我国中国更应该能主办了。ICPS 举办了30 多年,一直在西方发达国家召开,除日本外,还从来没有在亚洲别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办过,这是几十年一遇的机会。黄先生和谢先生下了志在必得的决心,积极进行筹备工作,1988 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ICPS-19 期间,中国提出了在北京举办1992 年ICPS-21 的申请,并且经C8 委员会投票初步通过。
波兰会议以后,筹备工作正式启动。谢先生担任ICPS-21 的主席,立纲和黄昆先生一起担任程序委员会主席。后来的经历证明,邀请立纲担任程序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是谢先生非常高明的决策,立纲在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确实在当时我们所熟悉的海外华人物理学家中也没有比立纲更热忱帮助我们的人了。
由于1989 年北京所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给会议的筹备和举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从1989 年到1992 年间,不断有国外一些科学家提出要抵制在北京举办ICPS-21,美国物理学会“关心科学家自由委员会”还向IUPAP 提出要求撤销对中国举办这次会议的支持和资助,他们甚至在Physics Today 上刊登了抵制会议的号召,并在1992 年召开的美国物理学会3 月和4月会议上去散布。一些大牌科学家也拒绝了谢先生的邀请,不愿担任ICPS-21 的国际顾问委员或程序委员,或拒绝参加会议来作邀请报告。C8 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特别是欧洲国家成员,提出反对北京作为ICPS-21 的会址,而由其他国家来替代,并且在1990 年希腊举行的ICPS-20 期间,在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否决北京举办ICPS-21。同时,有人在会议期间征集了约300 人的签名,要求C8 委员会抵制北ICPS-21。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谢希德先生在C8 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耐心的说理和诚恳的表达,在会内外的各种场合对不少外国科学家作了解释工作,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其中来自立纲和C8 委员会主席上村光 (Kamimura) 的支持尤为关键。经过努力,终于在希腊举行的C8 委员会会议上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了在北京举办ICPS-21 的决定,并在 ICPS-20 的闭幕式上作了宣布。
立纲不仅自始至终的支持北京 ICPS-21,关心有关的各种情况,与我们密切沟通,说服国外友人,并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是从我们的角度所考虑不到的,所以特显重要。另一方面,立纲又为会议的学术安排做了出色的工作,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他直接与很多国外知名学者多次联系,邀请到了一流的学者参加这次会议;他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大会报告,以及一场名为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Science andTechnology” 的 Special Plenary Symposium。他还多次自费来华参加主持程序委员会的会议以及评选论文、挑选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等等。立纲深知ICPS-21 对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性,它是中国老中青半导体科学家和学生们的多年夙愿,所以他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和感情都投入了这桩事情,就像是他自己的事业一样。
ICPS-21 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除了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外,有近400 位外国科学家参加会议。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在亚洲召开的会议有这么多外国与会学者是很不错的了,他们对学术内容和会议的组织安排都表示满意,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将会议组织得这么好是值得赞赏的。有的人还认为这是他参加最近几届ICPS 会议中最好的一次。
纽希德立纲 忘年之交
立纲在中国大陆结识了很多友人,而在所有朋友中,我觉得谢希德先生可以算是与他相知最深的一位。谢先生是我一生的导师,她和立纲在年龄上也差不多相隔了一代,立纲对谢先生是非常尊重的,而年龄的差别并没有在他们二人之间造成交往上的拘束。
他们二人经常在中、美之间的往来和各种国际学术活动中相遇,他们之间的交谈涉及工作和生活很多方面,并且是相当融洽的。立纲离开IBM 到台湾清华大学,以后又到香港科技大学等,事后我从谢先生那里知道,立纲的想法都和谢先生交谈过并征询谢先生的意见。
有一次谢先生请立纲到她家中做客,在用餐时,谢先生自己下厨房做菜肴。谢先生在家中招待中外宾客很多,但自己为客人做菜肴是很少见的,可见他与立纲交情之深。立纲谈起此事时说:“中央委员亲自下厨房给我做菜吃,很不容易!”(当时谢先生刚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我们听了都觉得这确实是一桩佳话,大家都有一种愉悦之感。
1998 年5 月谢先生到香港出席美国亚洲协会顾问委员会,当时正好我和同事叶令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作短期访问。一天晚上,我们到港岛中环的旅馆去看谢先生,并与她一起晚餐。立纲在香港科技大学任副校长,那天也在香港,谢先生便也约了他。我们在谢先生房间里一起拍了几张合影,这也许是谢先生生前与立纲的最后合影。谢先生回沪后被诊断患了癌症,于当年8 月在上海华东医院作了手术和术后的放疗与化疗。
2000 年初谢先生的病情恶化,在医院作了多次抢救,病房内已进入特殊护理,控制探视者入内。2000 年1 月8 日上午,立纲,我和刘庚生等几个人去医院探视,我和立纲进入病房时,谢先生已靠插管和输氧维持呼吸和饮食,我们向她招呼致意后,她神志清醒但不能言语,我们说了一些话后就退出了病房。谢先生很清楚知道立纲是闻讯后专程从香港赶来探视的,这是在谢先生3 月4 日去世前立纲同她短短的最后一面,也是谢先生在病危之际境外友人中唯一前来探视她的人。
立纲和谢先生之所以能走得这么近,成为很难得的忘年交,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个人品德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即古人所说的人以群分。谢先生与立纲都是那种在道德上清澈透明、洁白无瑕的人;他们没有心机,不做损人利己之事;他们以诚待人,没有半点虚伪;他们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我想,大概所有和立纲交往过的朋友们都会有相同的感觉。
浦东相会 梦系一线
立纲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以后,居住在美国加州,我与他每年有贺卡及电邮往来。2004 年10 月他们夫妇和一些朋友结伴回国游览,去了张家界等地,曾在上海小憩,住在浦东他朋友家里。10 月6 日我与妻子孙恒慧同他和象容在浦东苏浙汇饭店一起用了晚餐,相谈甚欢。当时总觉得他身体甚健,并期待以后有更多的回国游,不想竟成了最后的一面。
2008 年7 月中的一个深夜,我在床上未能入眠,思绪不断,忽然在似梦非梦中,回忆起三年多前与立纲在浦东的那次相会,并且想到什么时候他和象容能再来上海,与我们共叙友情。不料十余天后竟获噩耗。冥冥之中,不知老天给我的是什么先兆,天意欲何啊?
值此立纲仙逝一周年这际,写下往事回忆,以志纪念。
卅年相识情谊深 知君胸怀中华魂
仙逝一载音容在 笑貌风范永长存
王 迅
二ОО九年八月一日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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