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届:
幸运地躲过了阶级斗争大漩涡的一九五二级学生
王?? 迅
我们是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进校的学生,当年复旦的数理系分为数学和物理二个系,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我们是完整地经历复旦物理系教育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全部按苏联大学模式进行教学的第一届学生,我们与复旦物理系60华诞同庆。
我们入校时,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暂告一段落,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高潮,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我参加高考前听过首长的动员报告,说是各地方开展建设,有的是钱,就是缺人才,希望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考大学,给国家培养紧缺的建设人才。
所以,1952年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特别是思想改造,那是解放后第一场使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人格受侮辱的运动,批判斗争的主力是受到党组织鼓动的学生,加上一部分思想进步、听共产党话的教师。我们都有幸没有参与而成为打手。
从1952年入学到1956年毕业这段时期是专心学习的时期,也有过一些政治风暴,但与我们的牵连不大。如1955年全国开展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主要跟文科关系大一些。复旦文科的贾植芳被定为胡风分子而关进监牢,章培恒先生(当时还是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也受到牵连,被打入另册,剥夺了做教师的资格和其他的人权。我们只是学习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小组会发一通言而已。
但是在大四时,又搞了一次肃反运动。我们年级的苏荣密同学被作为嫌疑犯而受到审查,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王中雄同学也被当作怀疑的对象。幸好最后都没有将他们“揪出来”,但对他们的身心的伤害还是不小的,也不知道在他们的档案中留下了什么痕迹。
1956年我们毕业,正好当时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我们班有十几个人毕业留校当助教,潘笃武、贾玉润、屈逢源和我分别当了周同庆和谢希德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其余有十几个同学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和还有北大、清华等校,加上之前在1955年为发展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而抽调到北京大学学习原子核物理的十几名同学,所以我们年级在北京的校友人数最多。
好日子过了不到一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实质是“引蛇出洞”,不久就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复旦文科教授中为数不少,物理系教师中划为右派的有教授王恒守、讲师吴椿、吴剑华、戴乐山等。王恒守是因为要求恢复教授治校,吴椿、吴剑华则是对总支书记钱孝衡有意见,而对党的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反党反社会主义者就是右派。
在学生中最惨的莫过于比我们低一年级的1957届,当时的物四学生。他们的言论最为活跃,曾在第一教学楼三楼大教室开大会时与团委书记进行一场辩论,于是被划为右派的达十一人之多。文革中大学生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划为右派?因为毛泽东说过,右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只占5 %,所以划右派时各学校的右派分子指标必须达到5 %。领导反右的彭真认为有一些教授可以保下来,因为“他们还可使用”,而批示“不足之数由学生中补”!
我们这届同学多数人都没有遭遇灾难。但也有葛士忠、盛树筠、丁仁志、王海容、莫永铭、岑浩等几位同学分别在他们所在单位被打成右派,从此就成为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中的一类,叫做敌性内处,即性质是敌我矛盾,而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实际上,右派分子不仅人格上受尽屈辱,连工作、生活等等方面都作为另类对待,有开除劳教的,有降职降薪的,还有妻离子散的,不一而足。岑浩同学比我们晚一年毕业,分配到上海浦东一所中学当教师,后来在文革中被学生殴打致死,多么凄惨。
我们这一届同学出生在国难之时(日寇侵占东三省),幼年时经历了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又是国共内战,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直到文革,我们这些人或者因历史、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原因受到冲击,或者是担任了一些小干部而被批斗,没有受到冲击的就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排在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后面,属于第九类的“臭老九”,没有什么人有好日子过。
如今我们都已年近八旬,回顾过去,所经历的风雨是我们下一代和几代人所难以理解的。而我们只有这大学的四年中思想单纯,环境和谐,同学间充满团结友爱,对前途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可以算是一生中比较幸运和幸福的四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望我们的后辈能为过去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既往矣!特以此回忆给母校物理系建系六十周年留下一段纪事吧!
为纪念复旦大学物理系建系60周年而作
写于201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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