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场 艰 苦 卓 绝 的 战 斗
——记 谢希德 先生 和黄昆 先生主办的第 21 届国际半导体会议
复旦大学 王迅
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 ICPS )是英国诺贝尔奖得主 N. Mott 于 1952 年创办的系列国际会议,每二年举办一次。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有好几项与半导体有关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加上半导体超晶格与量子阱、半导体表面、半导体光学特性等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半导体工业得到飞速发展, ICPS 就成为国际半导体界最重要和最有吸引力的会议之一,各个国家都争相举办。而申办这一会议有点像体育界申办奥运会一样,竞争非常激烈,程序非常严格。会议召开的四年前,申办国家得先提出申请,在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 IUPAP )的 C8 半导体委员会上,轮流进行陈述,答辩,然后委员会投票选出初步批准的主办国城市,并在二年以后听取筹办国的陈述报告并进行最后确认。
国内半导体界在 1986 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提出了中国争取主办 1992 年第 21 届 ICPS 的主张,请 黄昆 先生 和谢希德 先生负责筹备。作为 1992 年 ICPS — 21 的练兵, 黄 先生 和谢 先生决定将 1989 年在上海和 1991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8 届和第 9 届全国半导体物理会议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进行热身,并从中推荐参加 ICPS — 21 作报告的人选。所以后来这两届会议的举办很大程度上是参照国际会议的模式进行的。 黄昆 先生当时是 C8 委员会委员。 1986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 18 届 ICPS 会上, C8 委员会投票初步决定 1990 年的第 20 届 ICPS 在希腊萨洛尼卡举行。 谢 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希腊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半导体的研究工作也做得很少,他们能主办 ICPS ,我们中国更应该来主办了。 ICPS 举办了三十多年,一直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召开,除了日本以外,还从来没有在亚洲别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办过。这是几十年一遇的机会,因此 谢 先生下了志在必得的决心。她 和黄昆 先生一起,在半导体所 葛惟锟 先生等的努力下,积极准备了申办材料和报告。在 1988 年波兰华沙举行的第 19 届 ICPS 会上,中国向 C8 委员会提出在北京主办 1992 年 ICPS-21 的申请。此时, 谢 先生已接替 黄昆 先生任 C8 委员。 C8 委员会审查了很多国家的申请,除中国外,最有竞争力的是西班牙和巴西的联合申请,西班牙以 1992 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500 周年为由,强调了由他们主办的理由,而巴西则是在南美洲申办的第一个国家。由于我们在会上的陈述准备充分,递交材料完整,加上 谢 先生在会内外对委员们的说服工作, C8 委员会投票初步同意了中国的申请, 但由于当时北京还缺少一个符合要求的会议中心,委员会要求我国在 1990 年前确定好会议选址,并由委员会主席作实地考察后,到 1990 年希腊的 ICPS 会上正式投票通过。
波兰会议后,我们的筹备工作便开始启动。 谢 先生任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 ) ,邀请了美国 IBM 公司的 张立纲 先生 和黄昆 先生一起任程序委员会主席。(后来的经历证明 张立纲 先生在此次会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葛惟锟 先生当时已离开半导体所,会议的秘书便由半导体所汪兆平和复旦大学王迅担任。 谢 先生还初步考虑了各个国际委员会的人选,并且亲自口头或书面向他们发出邀请。会址选在北京,半导体所负责会务工作,而复旦大学负责会议程序方面的事,包括会议通知、征文、编排日程和出版论文集等。 会场起初选在北京亚运村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近旁的五洲大酒店, 谢 先生都亲自去看过。
1989 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使筹备工作出现了很大的波折。 1989 年 6 月以后, C8 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成员,提出反对以北京作为 ICPS — 21 的会址,虽经谢先生亲自和通过国外很多友好的科学家做了许多工作,但反对的声音仍十分强烈。有个别人拒绝担任会议的国际顾问委员或程序委员。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声称要抵制北京会议的情况下, C8 委员会决定于 1990 年 6 月再行投票表决是否仍然由中国主办 ICPS — 21 。与此同时, C8 委员会还联系了德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征询他们能否作为 ICPS — 21 的候补主办国,以便一旦否决了中国的主办权时,就可以由这些国家来接替。不久,几个候补主办国中巴西表示他们不愿承办 1992 年的 ICPS — 21 ,加拿大温哥华表示由于经费筹集需要时间,他们更愿意主办 1994 年的 ICPS — 22 , 德国柏林则表示愿意承担,并且非常积极。当时正值东、西德合并,他们计划以会场一半在东柏林一半在西柏林,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号召来与我们争夺,形势十分严峻。 1990 年 5 月在 C8 委员会投票前,谢先生申请到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资助, 出旅费邀请 C8 委员会主 席、日本的上村 洸 ( H. Kamimura )专程来华。他考察了北京和上海,黄先生和谢先生对他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他的态度开始向支持我们倾斜。他参观了我们所选会址,对会场条件非常满意。访华以后,他写了专门报告寄给 C8 委员会成员,还附了所拍摄会场的彩色照片。在报告中他列举了好几点正面的评价:认为会场条件和住宿条件都是他所经历过的会议中最好者之一。他在北京和上海看到了中国半导体科学家队伍的迅速壮大,特别是年轻科学家,他认为 1992 年在北京举行 ICPS 对中国半导体科学家是非常理想的时机,它会对中国的半导体物理和年轻科学家起到强烈的激励作用。对于国外极为关注的中国政府能否保证持中国护照的海外华人学者自由出入的问题,谢先生已经和国家有关部门作了多次联系,因此她向上村 洸 承诺将会提交给 C8 委员会一份正式的官方保证文件。 1990 年 6 月底 C8 委员会进行通信投票, 12 名委员中有 6 票赞成在北京, 5 票反对, 1 票弃权,以非常危险的多数维持了华沙会议的初步决定。
1990 年 8 月在希腊的 ICPS — 20 期间, C8 委员会对北京筹备 ICPS — 21 进行最后审查。当时一部分人在会场上贴出了声明,号召抵制北京会议,要求 C8 委员会取消北京的主办权,他们在会场内外频繁活动,征集到了 300 多人签名,约占与会人数的 1/3 ,并将签名抗议材料递交给 C8 委员会,给我们和上村 洸 等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8 月 9 日 C8 委员会举行会议,在谢希德和王迅作了会议筹备情况汇报和提交材料以后,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一些委员提出许多政治性的质询,谢先生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议,委员会最后认为既然已经投过票,就应该维持原议,确认在北京举办 ICPS — 21 。为了平息部分人的抗议,以及防止有些人在希腊会议的闭幕式上公开出来捣乱,上村 洸 和会议组织者很费心思,专门调整了闭幕式上的发言次序,将 21 届会议主办国中国的发言放到最后,在这之前宣读了 C8 委员会的长篇声明,阐述了维持原来决定的理由。会议总算在平静中结束。在希腊会议上,由于谢先生的艰苦努力和包括张立纲在内的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我国的主办权终于得到了肯定。
但是麻烦并未就此过去。 1991 年底美国物理学会关心科学家自由委员会( CIFS )的部分成员再一次提出反对和抵制北京会议,他们向 IUPAP 提出要求撤消对中国举办这次会议的支持和资助,还在 1991 年 12 月的 <Physics Today> 上刊登号召抵制北京会议的声明,并到 1992 年美国物理学会 3 月和 4 月会议上去散布。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不能保证在国外工作学习的华人物理学家参加会议时的来去自由,因而不符合 IUPAP 的规定。作为针锋相对的反击, 谢 先生紧急写了阐明事实真相的信件, 在 1992 年 3 月的 <Physics Today> 上刊登,并 寄给美国数百所学校的物理系。 谢 先生去参加 1992 年美国物理学会 3 月会议时,还同美国物理学会及 CIFS 的官员直接交谈,重申了我国对与会人员来去自由的保证,并且申明她已经得到了国家教委主任的保证, 谢 先生的原话并被登载在 <Physics Today> 上。很多科学家和绝大部分留美中国学者都表示了对我们的支持。但仍然有人继续在 <Physics Today> 和英国出版的 <Physics World> 上刊文攻击,称“北京会议使国际半导体物理学界发生分裂”等。而许多科学家都反对他们把政治问题硬同学术交流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斗争甚至持续到了 1992 年 8 月 ICPS — 21 召开之时和以后。这反映了在当时国际政治气候下,举办这一次会议的曲折和艰辛。在整个筹办过程中,我们觉得跟西方那么些知名人物的气势汹汹的攻击,我们很难招架,因此有好多次都已经很泄气,几乎绝望了。而 谢 先生却以其非常坚强的毅力,坚持应对,从不言放弃,终于取得最后的成功。
会务工作也是艰苦的。当时国内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还很不足,软硬件条件都很差。例如,很多会场有主席台和麦克风,但没有投影仪和大屏幕,更不用说无线话筒。这些事情都得由 谢 先生和半导体所的同志一一去和会场经理谈判落实。由于会务中涉及办理签证、旅馆安排、机场接送、会议报到、收取注册费、宴会、游览和交通等等事务,我们后来联系到了中国科协国际会议中心来协助,会场也换到了中国大酒店, 谢 先生亲自考察了会场条件,并多次和中国大酒店及科协国际会议中心商讨会务中的各项细节。她遵循周恩来总理说过的“外事无小事”的精神,把各方面的事情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会议的筹备过程完全是按照 ICPS 的传统规定进行的。会议的首轮通知于 1991 年 2 月发出, 1991 年 4 月向世界上著名学者发出了征集、邀请报告提名的信件,收到 212 名候选人的提名后,当年 9 月 8 日将全部提名材料用特快专递寄给所有国际顾问委员和国际程序委员进行通信评分, 10 月 12 日 收到一半以上委员的评分意见, 10 月中旬 张立纲 先生来上海,根据评分统计结果,选出了 8 位大会报告人和 23 位邀请报告人名单。并由程序委员会两主席黄昆 和张立纲 先生联名发信一一征求报告人本人同意。 1991 年 12 月发出会议第二轮通知,并征集论文摘要。在截止期前收到论文 900 余篇,按所属专题范围分别寄送 23 名程序委员评分,每篇论文由 3 名委员评阅, 1992 年 4 月底对收到的评分表进行统计,提交给 5 月 7 日 到 8 日在北京举行的程序委员会上讨论。 张立纲 先生 和黄昆 先生主持会议, 12 名委员 和谢 先生参加会议。经过筛选,又选出了 7 篇邀请报告,录用了 160 篇口头报告和 370 篇张贴报告。 6 月中旬给每个作者发出了论文录用通知信件和会议最后一轮通知及程序编排,同时编印了会议摘要集。对所有的各轮通知和信件, 谢 先生都作了仔细的审核校对。
当时的物质条件与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但没有 E-mail ,连 FAX 也是要在公安部门登记由学校控制使用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材料的传递都是靠邮寄和特快专递,不但消耗很多的人力,在当时经费很少的情况下国际邮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会议经费的筹措方面, 谢 先生都亲自出马联系,得到了很多政府部门、上级单位和企业等的支持。当时的 PC 机还很不普遍,也没有视窗软件,因此文字处理、文件编纂也很不方便,许多文件 都是谢 先生自己用电动打字机一封一封打出来的。我们用的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上海施乐公司和外国友人为了支持这次会议而赠送给 谢 先生的。
1992 年 8 月 10 日 至 14 日, ICPS — 21 在北京召开。张立纲先生通过他个人直接与许多国外知名学者多次联系,邀请到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并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大会报告以及一场名为“科学与技术的进展与前景”的大会专场报告。尽管由于部分外国人的抵制,特别是各西方国家当时经济不景气而经费短缺,影响了参加会议的人数,但这在 1992 年召开的很多会议中都有类似情形。国外学者认为有近 400 位外国科学家参加在亚洲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很不错了。外国代表对于会议的各种组织安排都表示满意,他们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将会议组织得这样好是很值得赞赏的。有的人还认为这是他参加最近几届 ICPS 会议中最好的一次。
在会议期间仍有少数外国人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个别人在作报告时一上来就表述了指责我们人权问题的言论。有人要在我们 掛 张贴报告的展板上贴出这类政治性宣言。还有人在会上活动串联了 70 多人签名向李鹏总理提出请愿书等。但是终究他们掀不起什么大浪。在闭幕会上, 谢 先生在致词中再一次就中国对待科学家的人权问题上作了简短的而且是摆事实讲道理的阐述。
这次会议对我国学者、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和研究生是一次非常好的国际合作交流的机会,也是向世人展示我国半导体物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机会,我国学者被录用的论文数达 91 篇,占各国之首,有 3 篇邀请报告, 16 篇口头报告,在 IUPAP 颁发的青年作者最佳论文奖的 7 个获奖者中,我国占了二名,这在历届 ICPS 会议中是没有的。虽然这里面有东道主国的有利条件,但在前二届会议上,波兰和希腊的情况都不能同我们相比,这次会议在我国半导体物理的发展史上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如今, 谢希德 先生 和黄昆 先生已经先后离我们而去。我作为当时这一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有责任尽可能真实地记下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使这一段史实不至于因时间的推移而湮没,并且作为对 谢 先生 和黄 先生的一点追思,也是对后人应该有的交代。
写于 2005 年 8 月
(刊登于《自主创新之路 — 纪念中国半导体事业五十周年》夏建白 陈辰嘉 何春藩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附:上村洸(左二)于 1990 年 5 月来华考察时, 谢希德 先生(中)接待时与他的合影,右一为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
王迅,男, 1934 年生, 1956 年复旦大学毕业, 1960 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复旦大学参加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复旦大学首 席 教授。曾获得 2002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8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物理学会第五届叶企孙物理奖, 1996 年度光华科技基金二等奖,二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四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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