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模 情 怀

― -- 当年我是以备取最末一名考入南模的 --

一九五二届 王 迅

在我的记忆中平生参加过的入学考试一共只有三次。一次是小学插班考南模，第二次是南模毕业考大学，最后一次是复旦大学毕业后被指定报考 谢希德 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除了第一次考试外，都比较轻松，哪像现在的学生从小一直要考到博士毕业。

我小学起初是在南模后门边上的一所叫淑英小学念的。一年级大约读了半年左右，一次放学后玩耍时，从学校的滑梯上倒裁下来，头撞在水泥地上，脑壳撞碎。当晚发高烧，送红十字会医院急诊住院，幸运保住了性命，出院后在家休养了半年。到了 1940 年秋我就去考南洋模范小学二年级插班生。当时因为我一年级的书都没有读完，考二年级时，考题几乎是全做不出来的。我只记得在回答数学填充题时，我都是猜一个答案填进去的，所以考试分数之差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有一门课（好象是历史）考试时间已到，我没有交卷，而第二门的考试却又开始了，我也稀里糊涂地最后两张考卷混在一起交上去了。后来，我父亲的一位在南模做老师的朋友，来我家里告诉我父亲，说我的考试成绩如何之差，而且又有一门课考卷没有交。最后，靠了熟人帮忙说情，我算是被照顾录取为备取最末一名。备取的意思是，前面有学生考取了而不来读的，就可以递补上去。另外的意思是让你读读看，如实在跟不上就留一级或者退学。开学后，坐我旁边的一位姓叶的同学对我说，他是正取末脚名考进来的，我告诉他我是备取末脚名，两人听了都很开心。都是末脚名，找到了相互的共同之处。

小学读书并不吃力，第一学期读完，我不再排在全班最末一名。以后，名次还逐渐上升。那时，家里请了一名家庭教师，但主要是帮我姐姐和哥哥补习，我只是附带的。在家庭教师面前比较顽皮，我的学业长进主要还是靠学校教育。在小学读书时，也受过打手心、立壁角等的处罚，但读书并不苦。课余在学校里也有很多时间玩耍，假期当中大部分时间是看小说、捕鱼、抓蟋蟀、放风筝等等，功课和作业花不了个把星期就可以做完。

读完小学，正好抗日战争胜利。我进了初中，又升了高中，成绩逐渐在班上名列前茅。 1949 年上海解放时，我读完高一， 5 月 27 日 以后，庆祝解放，活动很多，那学期的期末考试没有进行，而是挪到高二开学再考。但是我在开学前发现患上肾结核，住院开刀，不仅高一的期末考试没有参加，而且手术后休学了一年。到 1950 年 9 月再复学。那时尽管我高一下没有期末考试成绩，但南模鉴于我高一上学期在班上考了第一名，所以免除了我复学时的考试。我便复学进了高二丁班。这个班同学都不是从南模初中升上来的，而是 1949 年秋招进来的新高中班学生。我一个同学都不认识。原来与我同班的学生，有的甚至从小学二年级就一起同学了近十年的，比我早一年于 1951 年毕业。而我则于 1952 年毕业。因此，我与 1951 届、 1952 届同学都有缘分，他们都把我当成他们一届的人，在同学录中都有我的名字，使我感到十分的温暖与荣幸。

从我考入小学二年级和高二时复学的经历来看，我感到南模是很有人情味的。就从这两件事情，不得不使你对这所母校产生深厚的感情。

在南 模 读书，从来都不觉得累，但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每个同学的学业都有很大长进。那时候，我们的课余生活是很丰富的。我在初三时，曾跟随由高中学生组织的到杭州旅游。当时，有上百人以上参加。所有的组织工作全是由学生自己组织的，自己带了行李，浩浩荡荡坐火车去杭州，在浙大的学生食堂打地铺，还参加了一个与浙大和交大学生等一起的联欢晚会，纪念被国民党残杀的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整个旅游活动没有老师带队，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得井井有条。

反观现在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受到家长、老师们的严格“管制”，学习负担如此 之重。现在，我们有些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由于受到急功近利与学术浮夸等风气的影响，生活得很累。大学教学一直在呼吁课程改革、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学得更主动、活泼，中、小学也在努力贯彻素质教育。但这些方面的改变都不尽人意，步伐缓慢。连小学生都活得那么累，这其实是很可悲和可怕的。

在高中时，我们都喜欢篮球，南模一直是全市中学篮球赛的冠军。还曾与大学篮球冠军交大队进行过友谊赛。其实交大篮球校队的许多骨干队员都是南模输送过去的。高中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篮球的。我即使身体很弱，但经常看学校的篮球比赛，自己也偶尔参加班上的比赛。当时，高中各班级都成立了许多篮球队，只要七八个人一起就可以组织一个队，报名参加全校的联赛。他们都给自己的队起了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幽默、豪迈或希奇古怪的名称。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讲，英文中 M 和 N 的发音很相近，有时候分不大清，因此有的外国人就把 M 读作为“ M 啊”，以与 N 区别。不久，在学生中就出现了一个“ M 啊”队。

我觉得在南模读书，学业上能得到很大长进，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模的师资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雄厚，而且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少雷同。听他们的课，几乎从来没有听不明白的。如小学时的算术老师刘叔安，初三的几 何 老师任象天（有恒），高中时的三角老师赵型（宪初）、代数老师吴宗初。从小学到在中学的好几位语 文 老师也都各有特色，有的教古文，有的教现代文，有的教写作方法等。教历史的 沈起炜 老师都说他上课像说书，枯燥的历史课上得津津有味。高中的物理课先后由俞大年（养和） 和贾冰如 老师执教，化学课由沈克超和徐宗骏上。他们有的是交大兼职教师，后来大学院系调整，他们就成为南模的专职教师。从小学开始就上英文，用 陈冰慧 老师自己编写出版的书，所以在英语发音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比我们高几届的同学在上高中物理和化学课时，老师都是用英文讲的。但是到我念高二、高三课程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英文课不受重视，物理、化学课不再用英语讲授。所以我的英文根底比起我们的学长来要差得多。但即便如此，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多次出国作报告时，美国人都问我：你英文这么好是从哪里学的？我说我还是初中时在中国学的。其实，只是因为在南模学到了比较纯正的发音。外国人就认为我的英文非常好。我看到过好几位学长写的回忆，说他们在南模所培养的英语能力，在后来的工作中如何如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等。对此我也是有很深切的体会的。

记得生物课是 李亚晖 老师教的。有一次和同学在操场上挖到一条大蚯蚓，我们说请 李 老师去解剖，就送到了 李 老师那里。当时，只是带有玩闹的性质，以为可给 李 老师出个难题或惹个麻烦。不料，不到半个时辰， 李 老师就把我们叫去了，一条解剖好的蚯蚓被大头针钉在板上， 李 老师指给我们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都目瞪口呆地木呐在那里，在出乎意料之余，不禁心里暗暗佩服。 后来李 老师在实验课上指导我们解剖青蛙。好像那些青蛙都是她自己花钱从菜场上买来的，我们解剖完了，她就把青蛙皮剥掉，带回家去了。另外有一位初三或高一的化学老师，回忆中好像姓吴，在上课时教我们如何使用一些化学药品做雪花膏和泥丸包的摔炮仗，一时校园内噼啪之声此起彼伏。有学生把做炮仗的残药扔在抽水马桶里将马桶炸碎了，家长告状到学校，沈同一校长铁青着脸，当着老师的面，给我们全班训话。但就是从这以后我开始在家里用买来的化学药品、试管、烧杯等做起了各种化学实验。有了相当的时期，直到有一天不小心因化学反应过于激烈引起玻璃器皿爆炸，几乎炸伤我的脸部和眼睛，吓得我脸色雪白，惊魂万分，从此就结束了我的家庭化学实验。

教我们几何的任有恒（象天）老师是交大物理系讲师，他在南模用任象天的名字，学生背后给他起绰号叫“银洋钿”，他有一手绝活就是在黑板上画圆。他拿起粉笔，随手在黑板上从左到右再到左一气呵成，一个光滑的略带椭形的圆就在我们面前画成了。他还得意地问我们圆不圆。学生们起哄地叫不圆不圆。他恼怒地指着一位姓张的同学说：“那你来画画看”。那位同学上去成心捣蛋，故意画一个扭扭曲曲的圆把 任 老师画的圆破坏了，有意要让他再重画一个。

因为休学了一年，脱离了刚解放时的政治运动， 1950 年复学后，我成了班上最落后的分子。曾经在政治课上 和廖锡瑞 老师争论不休，以致于后面的二节 张蓓衡 老师的英语课都上不成。因为我害怕肾结核复发，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和班级会议都不参加。但是，也有几次政治活动对我的能力和教育很大。在抗美援朝时，号召大家出钱捐献飞机大炮等，当时捐一颗子弹是一角钱。起先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只肯捐几粒子弹。后来有一次开班会，是同学们自愿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当时参加军干校就像是参军去朝鲜打仗那样，大部分家长都是激烈反对，学生们也都顾虑重重。而在这次班会上，好几个青年团员都上去发言，纷纷表示决心要报名参加军干校。潘裕洁同学说他自己自小身体不好，一直有大便拉血的毛病，但他决心要参干。（若干年后，得知他患了肠癌而不幸去世。）班长唐贤诚主持会议，到一半的时候，也说他已经决心报名参干。一时间会场上充满着一种豪情悲壮的气氛，同学们为他们的举动所深深感动。我心里也不由生出一种对他们钦佩的心情。其他同学当场就纷纷表示努力捐献子弹，由原先只认捐一、二颗，到认捐十几或几十颗。我也认捐了几十颗。这以后我逐渐在政治上融合到班级的集体中去。

在毕业时，市里组织高中毕业班学生集中学习做思想鉴定，要求每个学生都参加，因为要集中在郊区一所学校住宿，我起先不原意参加，班长唐贤诚几次到我家里来动员，几乎磨破了嘴，我不得不感动而去参加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家住宿参加政治学习。听了不少报告，为国家 1952 年掀起的建设高潮和对培养人才的迫切需求，而深受鼓舞。那时候，国家动员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考大学，谁要是不想考，还要去做他工作。在学习班上，大家也剖析自己做了思想鉴定。我和其他几个非团员都挖掘了自己思想中许多落后的想法。大家一边检讨错误，一边又不大在乎地嬉笑着，好像在比谁落后似的。团支委陈彦荃和我一个小组，就很严肃地说，你们检查错误思想还这样嘻嘻哈哈，算什么样子，像是一点认识也没有。这时，大家哑口无言，对我的触动很大。学习班结束以后，我政治上开始有了进步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又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教育，我于 1954 年 3 月和 1956 年 7 月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我在南模 时受到 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教育和期望，在这时终于结成了果实。我感到我终于跟上了前进的步伐，没有辜负南模 11 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

赵型（宪初）老师给毕业班学生写过一首诗：“字贫无奈作先生，装腔作势论古今，岁岁旧规送毕业，班班小子变豪英。喜闻今日皆忠国，愿见他日不害人，万语千言并一句，有为奋发奔前程。”想当年，我是南模一名顽童，今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复旦大学教授。 赵 先生，我没有愧对母校中您和其他很多尊敬的师长吧！

写于 2003 年 7 月

刊登于《我和南模》第五辑，南洋模范中学校友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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